[转帖]孔子复活（原载于《市民》杂志2007年3月刊）
前言
2006年9月28日，CCTV现场直播了“2006祭孔大典”。为纪念孔子诞辰2557周年，来自大陆和台湾的2557位华夏子孙聚集山东曲阜孔庙，共同祭孔。声势之浩大史无前例。年底，电视播出的“于丹讲论语”节目一时风头无两，演讲稿编成的图书高居全国畅销书榜首。
此前，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全国首届“儒教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从化召开；文物出版社推出纯金版《论语》。张立文、朱永新等教育工作者提倡以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国教师节……
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孔子虽曾经历过“焚书坑儒”、“批林批孔”等厄难，几经荣辱沉浮，历史惯性终将他又推上时代前台。
2000年，笔者曾拍摄制作NHK(日本广播协会)电视专题纪录片《复活中的孔子—21世纪中国的智慧》。从先行调查到完成拍摄的前后约一年时间里，采访和接触了与孔子、儒学有关的许多人和事。节目播出后，日本电视评论协会会长志贺信夫先生评价：“在这个节目中，可以看到中国重视传统、尊敬祖先的生活习惯，饶有兴味。孔子的77代子孙、在海外的直系子孙回到中国受到尊敬。通过这个节目，我由衷敬佩中国传统能够留存至今。”
回忆往事，看到儒家话语重拾光芒的今天，我有了这样的念头：将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在两千多年孔子文化传承史中，笔者所看到和了解到的，只是短暂一瞬，却无可替代。这是今天孔子扬眉吐气的前奏，或许多少还包含了孔子在21世纪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一点启示。
金像：孔子复权的象征(小标题)
在中国，关于孔子的信息实在是错综纷繁，让人眼花缭乱，甚至无所适从。当然，更多的还是意外。
在日本媒体眼中，20世纪是中国文化偶像孔子的受难史，孔子的遭遇非常悲惨。从1919年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时孔庙被红卫兵砸毁、孔子被冠以“头号大混蛋” ，对他的命运更多的是同情。
可是，百闻不如一见。在先行调查第一站的北京，感受到现实中的孔子已经与在日本时想象的完全不同。
2000年1月23日，在北京一家四合院里。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姜广辉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的孔子现状。姜先生说，中国10多年前已经开始重视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1984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成立，最早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名誉会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任会长。而国际儒联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由中日韩美等国的儒学研究学术团体共同发起，成立大会上，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出席。联合会由中央政府出资1000万人民币设基金维持。
在国际儒联事务所，我们看到许多照片。如1989年10月国家领导人接见儒学学者们和1994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和学者们的合影等。这些历史记录表明，中国高层领导人已意识到，革命和斗争的主旋律已开始转向孔子提倡的“和为贵”。
在国际儒联事务所里，姜先生还出示了一个精致礼盒，里面是尊孔子像：高27厘米、重300克、由24K金精制，在唐代吴道子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基础之上精心创作。这一金像是1999年6月由孔子基金会、国际儒联等几家单位共同监制、北京某公司推出，价格不菲：10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7万元左右——编者按) 。
一般人观念中，孔子是道德和学问之师，对换上金装的孔子多少会些不解和困惑。据悉，购买人士主要限于成功的商人或地位比较高的人。
这尊金身孔子给我的重要启示是：孔子正开始复权，东山再起了。
旧《论语》铸就新“君子”(小标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身体力行，开始致力恢复孔子思想的尝试。“圣陶学校”就是一例。
学校于1998年5月正式开办，缘起于1995年赵朴初、冰心等文化名人的倡议，主要教授传统文化如《论语》等，旨在恢复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考察期间，学校安排了二、三年级的小学生背诵《论语》，让人赞叹。当然，除了古典教学以外，校长告诉我们，还要教授包括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中的所有内容。孩子们都要求在学校寄宿，周末回家。
为什么选择以《论语》为重点教学？王志远先生一席话道破原由：中国精英阶层正在对20世纪由于社会政治变革造成的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断层，借教育本身进行反思。
圣陶学校学生中间，我们找到了理想的采访对象。2年级学生李竹音。
刚刚8岁的小竹音已具有较高的读写水平。温文尔雅的小大人风范，特别可爱。而她的家庭却有些特殊：父母离异，母亲在美国已重组家庭，小竹音现在由外公外婆来抚养。
我们在白石桥某大学公寓见到了外公外婆，一对慈祥的老夫妇。李外婆告诉我们，老夫妇二人退休前都在北京某大学工作，膝下有两个女儿。全家人生活平静，唯一心病就是大女儿婚姻的挫折。
家里人告诉我们：“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孩子因父母离婚而遭受的心灵创伤，才把她送到圣陶学校寄宿。希望通过接受孔子思想教育，让孩子知书明理，早点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样，她会比妈妈更加优秀！”
在这个家庭里，我们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继20世纪的革命之后，又一次冲击着传统的家庭文化。这个家庭的故事说明，在走向21世纪的前夜，中国社会需要从传统、从孔子思想中，找到精神依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家庭中，我们可以找到社会的许多答案。这条线索使我们坚信，孔子复活、儒学回归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空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只要家庭仍是人们心目中重要的东西，那么，孔子及其学说就不会没落。
孔子子孙寻根记(小标题)
在北京，我还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天下第一家”孔子的子孙们准备要续修孔氏家谱。
在姜先生介绍下，我们与负责修谱的孔德墉先生取得联系。在曲阜见到了74岁、健朗且健谈的孔德墉先生。
孔德墉先生是孔子第77代孙。是现居台湾的孔子第77代直系子孙“衍圣公”孔德成先生的堂弟，他们从小一起生活在曲阜孔府。孔德墉先生原为中国文化部干部，1980年去香港经商。1998年10月28日，由他牵头，在香港成立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
孔德墉先生听完我们介绍的节目主旨后，旋即表示全力支持。他告诉我们，9月下旬他会回内地，主要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续修家谱。届时全国各地的孔子子孙代表约百人，将聚集曲阜召开会议，探讨怎样集资调查、整理以及出版家谱等问题，还要选举一个家谱编辑委员会。另一个目的是，2000年是孔子诞辰2551年，届时山东曲阜市地方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德墉先生将带领家人参加祭祀活动。德墉先生的儿子娶了英国媳妇，现居伦敦。这次儿子儿媳、黄头发蓝眼睛的孙女孙子一家，与住澳大利亚的女儿一家，将首次阖家返回老祖宗孔子的诞生地参加庆典。
这个消息令人振奋。我们希望通过采访孔德墉先生回曲阜的行踪，看到孔氏家族自20世纪“从天上跌下深渊“之后，是怎样东山再起的。
孔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承载历史重负最多的超级家族。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的帝王多有礼遇孔子后人的举动。孔子嫡裔子孙有世袭的爵位，包括民国时期都有政治性优待措施，所以孔家被称为“天下第一家”，与日本的天皇家族万世一系有类似之处。
然而这个超级家族在20世纪，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后，没有了旧日风光。日本人侵中国时，曾占领曲阜。1937年12月底，孔子的嫡系子孙孔德成先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由孔德墉父亲孔令煜代理留守曲阜，守护祖坟。孔德墉先生跟随父亲与日本人周旋直到1945年8月7日抗日战争即将结束。1949年，孔德成先生又随国民党政府离开大陆迁居台北，在台湾做过相当于教育部长的考试院院长，后任台湾大学教授至今。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曾将孔德成之父——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墓掘开。据说孔德成老先生至今情感上难以接受，私下发誓今生今世不再踏上大陆土地。
孔德墉先生因为居住在香港，又是孔氏直系“近支”，本来就是联结政治上分割于两岸三地的孔子子孙的纽带。为了修家谱，孔德墉先生经过争取，终于在1996年9月底获准前往台北。10月2日，孔德墉先生拜访堂兄孔德成先生，实现了“相隔半个世纪的相会”，并谈了续修孔氏家谱的问题。
关于孔氏家谱，自明代以来，《孔子世家谱》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约。但实际上世家谱只大修了四次：明代天启年间、清代康熙年间和乾隆年间，最近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明代家谱已不存世，清代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共记孔子后裔近2万人，乾隆年间续修的家谱为10万余人，民国时期第四次修谱，孔子后裔已增至56万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破四旧运动、批林批孔运动等，家谱作为封建宗族的旧文化当然不敢重提。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所变化。早在1987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副总理谷牧和会长匡亚明就提出要修孔氏家谱。当时，孔德墉先生有些担心，但是，匡亚明说：孔德成老先生在台湾，不能亲自续修。你们要想办法。这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2500年的历史如果断掉，我们将是历史罪人。1992年，曲阜市请示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都同意修谱。
这种情况下，孔德墉先生召集德字辈近支22人共同商议以后，决定由他到台湾征询孔氏宗主孔德成的意见。
孔德成先生对主持修谱之事，开始以台湾大陆政治相阻，而他本人身在台湾无法参与为由，固辞续修协会主席一职。但德墉先生力劝“一宗之主，非你莫属”。最后，孔德成先生同意挂名修谱，但不过问具体操作事宜。
孔德墉先生来曲阜的另一个目的，同样非常电视化。
曲阜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旅游观光，1996年开始祭祀孔子。最早在清明节，以明末清初的长袍马褂、三牲大礼行祭。2000年的祭祀活动在孔子诞辰的9月28日前后一周之间，搞一系列纪念和研究活动，由另一位孔子近支、曲阜市政协主席孔德班先生为主祭，以三牲古礼祭祀孔子，全国各地将有20万人参加。当地12万孔子子孙和当地的群众演员身着长袍马褂奏响鼓乐，那壮观的场面给了我们的摄影师很好的显示身手的机会。
2000年曲阜祭孔仪式中，我们拍摄到了德墉先生的儿子孔维众(78代)一家，包括其英国媳妇和孙女孔垂妍、孙子孔垂旭(孔子79代)姐弟。黄发碧眼的孩子们在中国曾祖父坟前磕头烧香的场面，让人忍俊不止——混血小孩非常天真可爱，可是从小在英国长大的孩子，对中国式礼节有些不适应。如果孔老夫子在天之灵能够看到这个情景，该做何感想？
多少有些象征性意义：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孔子思想影响了世界，孔子子孙也遍布了世界。
南宗”、“北宗”新传奇
在曲阜调查时，孔德墉先生告知，“这次召开家谱工作会议时，有位浙江衢州来的孔子后裔。他的身份特殊，倍受大家的尊重。他喊我大哥，我喊他爷爷。你们应该去见见他。”
他，就是孔子75代孙孔祥楷。从年龄上，比孔德墉先生年轻，所以他称孔德墉先生“大哥”。但是辈分上，年长的孔德墉先生是德字辈77代，而孔祥楷祥字辈是75代，反而是爷爷辈。
为什么这样？为了查个究竟，我专程赴浙江拜访了衢州孔氏家庙管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孔祥楷先生。原来，孔祥楷是所谓“孔氏南宗”的嫡长孙。
在孔祥楷先生办公室见到他时，孔先生正在忙碌。显得有点劳累，但是精神很好。他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对孔氏家庙的修复非常重视，投资1500万要恢复孔氏南宗的家庙。
故事的确富于传奇色彩。
孔祥楷生于1938年。1947年，国民政府祭孔，年仅9岁的孔祥楷袭任“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每月400银元俸禄。新中国建立后，改朝换代，前朝的奉祀官大人也失去荣光。但孔祥楷刻苦学习，1961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曾任河北金厂峪金矿矿长、沈阳黄金学院副院长。直到最近，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旅游观光事业、弘扬孔子文化，请他从沈阳回来筹备成立衢州市孔氏南宗家庙管理委员会，修复孔氏南宗家庙。
衢州是孔氏大宗的第二故乡，又称“东南阙里”。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孔子第48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奉诏南渡扬州扈跸，因功被高宗赐家立庙于衢州，由此形成“孔氏南宗”。而宋时留居曲阜的，谓之“孔氏北宗”。北宋亡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时衍圣公孔端友的弟弟孔端操留守曲阜，被金国政府命权袭任衍圣公，称为北宗。政治变故使这个特殊家庭一分为二，南北分离。后来，随着南宋的灭亡，孔端友的子孙将宗主一职彻底让位给孔端操的子孙。南宗和北宗的分置，让我们看到了家族传统中，隐藏了中国古代历史王朝更迭的沉重一页。
现在住在台湾的孔氏子孙已3代。台湾自李登辉上台以后，推行本土化政策，封给孔德成的“奉祀官”衔也取消了，有人担心大陆和台湾的孔氏家族之间重演“新南宗北宗”。孔德墉先生则认为，时代不同了，封建社会的皇权已不存在，孔家已没了往日的政治经济特权，担心是多余的。
2000年祭孔，作为官方组织者，希望身居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本人或者派代表来参加活动，实现大团圆。如果大陆和台湾、南宗与北宗，分散各地的孔子后裔超越政治壁障走到一起，对热爱大团圆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伟业。
但我们很快得知，台湾的孔德成先生因为年事已高等原因，确定无法回到大陆参加孔子的纪念活动。那么南北宗800多年分开祭祖，此次能否实现南北宗在曲阜共同祭祖呢？
这个设想和可能性也被孔祥楷先生否定了。
他说：南宗孔氏在历史上直至元代为止，是真正的正宗长门，因为政治的变故，让位给曲阜族人。如果长门子孙要回曲阜与北宗孔氏共同祭祀祖先，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敞开孔府的重光门迎接长门。重光门在孔府大门后，高5.95米，长6.24米，宽2.03米，门上悬“恩赐重光”匾，故称“重光门”。此门平时紧闭，只在喜庆大典、迎接圣旨和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才开启，故又称“仪门”或“塞门”。封建王朝时代只有皇帝进孔庙时才会开此门。孔祥楷先生说，于当时而言，只有江泽民主席来孔庙时才能开启重光门。如果要实现共同祭祖，必须按照古法，开启重光门。
第二，必须有30万人民币的经费，用来支付祭祀礼服以及孔氏南宗曲阜祭祀团的礼器和交通食宿。否则，随随便便应付一下则有辱祖先。
作为南宗孔氏当家人的孔祥楷先生，出于其责任感和抱负，也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南北共同祭祖的美好愿望。可惜拍摄期间没有这种机缘巧合。
孔子故乡的乡愁
调查最后一站是造访孔子的出生地。
曲阜三孔：孔林、孔府、孔庙，1994年被联合国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三孔留下了大量的明清以来历代皇帝以及文人墨客歌功颂德附庸风雅的碑记。如果只是通过这些历史遗存了解孔子，孔子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封建政治的历史人物。怎样才能接近孔子的时代，找到教育家、道德家孔子的影子？好在曲阜当地62万人中，有12万孔子的子孙。一家做煎饼的孔子子孙告诉我，真正的孔子诞生地不在曲阜市区，而在农村，在尼山乡夫子洞村。
于是我们决定离开繁华和荣光的曲阜。曲阜一个孔姓的出租汽车司机，载着我们沿着坑坑洼洼的村道，行车1小时左右到了尼山乡夫子洞村。根据当地老乡的指点，在一个叫做尼山的小土岗下，找到传说中孔子出生的石窟。因为访客稀少，此地没有观光地的喧闹。石窟里只有一根半截的不知道谁放置的香烟权作蜡烛。清冷如斯，多少让人想到孔子当年陈蔡之厄时的境遇。
在这个穷乡僻壤，得到了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
村里山脚下，有个小小的孔子庙。在庙里负责清扫的朱姓女子告诉我们，他丈夫名叫孔祥菊，按照家谱记载是孔子第75代孙。这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反而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于是请求去拜访。
她的家距离尼山孔子庙只有5分钟的路程。下午五点下班后，我们跟着朱女士来到她家，一个傍山而建的小山屋。在那里我们意外地见到一个朴实大方、亭亭玉立的漂亮女孩。朱女士告诉我们是她女儿孔爱莲，在上海某中专读2年级，刚刚放暑假回来看父母。
闲谈中爱莲告诉我们，她在上海读书，因为成绩优秀，原来化学专业的她这学期改换了最抢手的电脑专业。
但是，因为哥哥已经分家独立，家里的父亲身体有病，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干农活，全靠母亲一人做清扫工作维持生计，她现在很犹豫，考虑是不是要退学。因为在上海读书，每年至少需要学费、生活费一万多元，为此家里已经亏空借钱。退学可以减少父母经济负担。
穷人孩子早当家。我们在她的谈话里，看到了在普通农民家庭里留存的作为子女的孝心。为了减轻父母负担，小姑娘准备牺牲学业。
半小时后，父亲孔祥菊从地里回到家。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告诉我们，孔爱莲是最小的闺女，也最宝贝，希望她在外面好好读书，将来嫁个好女婿，别让她吃苦。现在，闺女成绩不错，很高兴。
凭直觉，这个家庭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将有一次对话。围绕是否继续上学，父母和孩子之间因为立场不同将产生思想碰撞。我于是我对孔爱莲说，希望开学前和父母谈话时，我们能在场。她嫣然一笑，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近年，中国教育高收费已给许多农民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但是，这个穷乡僻壤的孔家，保留着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某种文化基因性的东西。在晚辈称作孝，在长辈称作慈，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爱。
转悲为喜的孔子
从孔子所生活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末，可以说“孔子”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变革。在为期一年的采访、拍摄中，作者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现实政治和经济的冲击，比起邻国日本更加明显激烈？
日本也是曾受儒教影响的国家，在明治时代“脱亚入欧”后，曾经的濡浸渐渐变成一种记忆和痕迹。
在中国，孔子及其思想的故乡，孔子的形象则是忽而上天，忽而入地，大悲大喜，令人错愕。现在，在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而努力的过程中，20世纪作为悲剧角色的孔子，于21世纪的今天，是不是彻底告别“打翻在地”的命运了呢？孔子会成为“和谐社会”的精神偶像吗？
开始于2000年末的世纪孔子之旅，让我们见证了孔子的复活，在中国各个领域、角落的复活。
(蒋乐群，旅日电视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学外研究员)
链接：
[拍摄中的悬念]
2008年，孔族家谱重辉？
全国数百万(2006年最新发表数据为180万)孔子后裔派出近百人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编撰家谱的具体问题。我们最关心的是，这项庞大工程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仅靠认祖归宗的血缘认同感，真能完成吗？
困难主要是费用问题。过去，封建皇帝到民国政府都给孔家许多田产，收入用来维持孔子祭祀和修家谱。现在没了经济特权，孔氏一族想续修家谱，就必须由所有子孙共同出资。
这又面临新问题。在没有宗族上下序列的今天，这样的经费由谁管理、怎样开支等等，都需要通过平等的讨论来达成共识。山东、江南等沿海经济富裕地区人口稠密，每人10元不成问题，筹款也方便。但是西部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人口稀少，筹款困难，再加上交通不便，调查费用高昂。怎样决定当地调查的费用和上交曲阜总部费用的比例？续修家谱虽说是继承传统，遇到的却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新问题。
此次重修与以往相比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允许女性入谱，打破了封建时代女性不入谱的旧制；二是将一些侨居海外的孔氏后裔入谱；三是所有数据全部录入电脑，实现数据化。
2006年底，笔者电话问侯孔德墉先生，了解到续修进展情况，据说在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之后，会正式出书。而10年前最早参与续谱的21位德字辈兄弟，因年老体衰已去世4人。
[拍摄中的感动]
一段关于学费的家庭对话
在拍摄孔爱莲家庭的过程中，我们录到这样一段小爱莲和父母的对话——
父亲：在学校要好好学啊！玩的话，一年会转眼即逝的，而且浪费钱。
女儿：我知道。
父亲：我们节约点，再努力两年吧！
女儿：可是，我…我想退学。
父亲：我们这么支持你，你说什么？为什么？
母亲：你要中途退学？
女儿：妈妈退休以后，家里生活就更难了。
母亲：那是明年的事，明年再考虑吧。不管怎样，你要好好学习，直到毕业。
父亲：钱的事由我们想办法，别说什么退学的事。
女儿：为了供我上学，家里已经借了钱。我还是退了学给家里帮忙的好……
母亲：家里的事不用担心，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父亲：借的钱可以以后还，你要继续学习。
女儿：好吧。
父亲：我们盼着看到你毕业的时候。
女儿：我知道了。
父亲：还是让爸爸担心啊。
女儿：别担心了，爸爸。
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缩写，看似平淡却内涵深刻。礼失求诸野，在中国贫困的农村中，仍然强烈存留着血浓于水的淳朴的家庭观念，仍然保留着对教育与学习的高度重视与热爱，保留着孔子思想产生的原始土壤！
正反孔丘百年学人语录
【夏曾佑】 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
(《中国古代史》，清光绪年间出版)
【柳诒徵】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中国文化史》，1925年)
【钱穆】 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
(《国学概论?孔子与六经》，1928年成书。)
【陈独秀】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孔子与中国》，1937年10月发表于《东方杂志》)
【鲁迅】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
(《孔夫子在现代中国》，1935年发表于日本《改造》月刊)
【胡适】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做戏无法，出个菩萨。”编戏的人遇到了无法转变的情节，往往请出一个观音菩萨来解围救急。这两年来，中国人受了外患的刺激，也就不免走上了这条路。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脚乱地恢复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典礼，很勿遽地颁布了礼节的规定。这本来不值得我们的诧异，然而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的方法；舆论界一位领袖也说，有此一举，诚足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认，难道世间真有这样简便的捷径吗？……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
(《写在孔子诞辰之后》1934年9月3日)
【郭沫若】 自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以来，孔子虽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他的生前是并不怎么得意的。在当时，至少有一个时期，任何人都可以杀他，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的。这和亡命的暴徒有何区别呢！因此，我们要说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的。大体上，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
(《论孔墨的基本立场》20世纪40年代)
【周予同】 孔子是大家都知道的圣人，然而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没有完全解决。这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而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地出现。
(《孔子》据开明书店1934年9月版)
【梁漱溟】 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是不以环绕着某一宗教为中心而发展的，寻其所从来者盖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开展稳定则在孔子。再申言之：一贯好讲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础。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1974年)
【关锋】 在封建主义急剧没落和死亡时期，孔子的政治思想，他开创的儒家以及解释孔子的程朱理池，成了顽固的封建统治者压制进步，反对革命的反动工具，成为阻碍进步，瓦解革命阵营的思想毒素和腐蚀剂。
(《孔子十日谈》，2001年出版)
【余英时】 “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
(《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成书)
本文原载于《市民》杂志2007年3月刊
(特别说明：如果您愿意订阅《市民》杂志或者给《市民》杂志提建议、投稿，请您直接与编辑部联系，编辑部电话：020-87116415，地址：广州市寺右新马路174号12楼，邮编：510600；北京读者请直接与北京编辑中心联系，电话：010-86054908，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甲一号新天第B座2208室，邮编：100028；《市民》杂志博客：blog.sina.com.cn/shiminclub，投稿邮箱：shiminclub@sina.com)
《市民》3月号卷首语：圣人之心，即你我之心
-文章来源： 《市民》杂志2007年3月号 作者:《市民》编辑部
据说有人为孔子设计好了标准像——然而，从2500多年历史来看，孔子的形象，从没有一统过！
让我们把史料中有头有面的孔子形象，重新爬梳一过——
战国孟子的兼济天下、民重君轻的孔子；西汉董仲舒的尊奉君主、上感天机的孔子；魏晋名士的谈玄论奥、名士风流的孔子；宋朝理学家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孔子；明朝心学家的知行合一、灭心中贼的孔子；清代有颜元重实践的孔子，戴震重感情的孔子。
近代有康有为的大同主义的孔子；陈焕章的宗教家的孔子；朱谦之的主张自由恋爱的孔子；梁启超认为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郭沫若认为孔子是“乱党”，是革命者；林语堂设想孔子对不检点的南子夫人有些动心；鲁迅设想孔子因到处奔波，饮食不定，还要生许多人的气，八成会害胃病。
20世纪70年代初，孔子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教材里，是“复辟狂、政治骗子、大恶霸”，孔子被画得酷似叛国的“副统帅”。
在当代，穿对襟长衫的蒋庆先生要请孔子当素王主持新宪；妖娆的“国学辣妹”认为老夫子很需要年轻女子慰籍；眉宇英武的于丹在电视里把孔子讲得相当温情与励志，而文弱的“十博士”却因此成群结队地在网上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战叫，要当新时代的儒家门庭的护法使者。
众生多嘴，圣人无心。与其责备历史与现实的混浊与离奇，不如佩服孔子学术与人格的底子，他是长生鸟，是不倒翁，是变形金刚，经得起两千多年许多人的打扮与折腾！时光证明，人民群众还算喜爱或同情孔子。至于多少人借孔家的壳来上市，却不是这位当年一世颠沛、没怎么掌过权的老学究的“原罪”。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是孔子“无害化”与“去罪化”的20多年，也是孔子逐渐赢回人们喜爱的20多年——注意，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喜爱，而不是崇拜。经过五四愤青们的鞭挞，从前那个宗法主义、帝王之师、“拉历史倒车”的孔子，已褪色、黯淡、甚至灰飞烟灭了。人们在重新绘画孔子。人们在重新设计孔子。人们在重新创造孔子。一个新的孔子抖落旧的灰烬，重生了。
是的，帝王将相的孔子已死，军阀僭主的孔子已死；而人民的孔子正被时代呼唤出来。这新的孔子，是狂狷而非踌躇的，是刚健而非庸懦的，是居于草根而非邀媚权势的，他一定是平民主义的孔子，一定是人道主义的孔子，一定是赞成市场经济、普世价值的孔子。
如果有人反对，我们就要引用——
子不是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声音。
子不是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吗？他是主张言论开放，主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
子不是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吗？他是尊重个性，讲求人格独立的。
子不是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吗？他也想发财，想问心无愧地发大财。
孔子学说不是认为夷狄会进为华夏，而华夏可能退为夷狄吗？他是有世界眼光与忧患意识的爱国者！
当然，如果有人考证，说孔子其实并不真正赞成这一切，孔子的想法其实是这样或那样的，那也无关紧要——归根到底，世界是新新不已的，是活人的。我们可以从专制主义的尘封中解救出孔子，而不必指望孔子的遗教真能救时人于水火。
遗骸是站不起来的，现实世界里，真正不断展翅复活、踊跃再生的，是所有人连同孔老夫子也必然有的大愿：一个“天下有道”的世界，一个公正与和谐的世界，一个富而知礼，穷不堕志的和平进步的世界，一个人人热爱诗歌、音乐、典籍，并“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文昌明的世界。
而我们可悲可爱可叹可敬的孔丘先生，多是多非多磨多难的孔丘先生，说到底，他不是别人，就是你，是我，是数千年来，全体中国人民追求人文世界与公正秩序的经典身影。
本文原载于《市民》杂志2007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