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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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闻知李零先生新近出版了一部煌煌巨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急急忙跑到书店并忍着痛花了48元钱买来此书，然后怀着浓厚的兴趣一口气拜读完此书的自序、导读一和总结一、二、三，本想着自己能像面对“于丹现象”那样，不置一词，淡然处之而已，然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妨也来说说李零先生的“丧家狗”之见。

话说时下“孔子热”热的炽热度着实让人有些眩晕，于丹的《〈论语〉心得》热销得也着实让人找不着北，于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感觉终于沐浴到儒学复兴的春天阳光者有之，激于卫道愤然起而叫骂者有之，欣欣然艳羡着妒忌着搭乘《论语》热销的便车赶忙出书发一笔小小的横财者亦有之。正如在过去“尊孔”和“批孔”的年代里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在“孔子”面前表演过各种各样的本相那样，现如今的中国人也在热闹非凡地竞相在“孔子”面前表演着各种各样的本相。如此现象，着实令人深长思之。

可以说，不了解孔子和《论语》火热的背景，便不能真切地了解李零先生写作《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的真实用意，因为李零先生的大作也正是乘着“《论语》很火，孔子很热”的东风扑面而来的。单从书名来讲，该书之“丧家狗”的立意与视角便格外特别，颇能收让人眼前一“亮”、吸引眼球的效果。而该书之所以值得关注，则在于此书的作者是一位颇具学术声誉的、“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因此，读者朋友是有充分理由让自己想当然地认为，于丹的心得与这位严肃学者的《读〈论语〉》之作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读者何以要“想当然”呢？因为“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所以才成就了于丹式的“明星教授”，而李零先生是真正靠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既不是糊涂的老百姓，也肯定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令人讨厌的“知识分子”，而是绝对“明白”事理之人，因此，李先生讲的孔子、读的《论语》也就具有百分之百的真理性，是不容置疑，句句在理的！然而，“想当然”终究是“想当然”，一位严肃的学者也可能与“知识分子”一样，一本正经而严肃地“揣着明白装糊涂”。

先说李先生的“明白”之处。

1．在“《论语》很火，孔子很热”的时候，李先生能够站在“丧家狗”的视角来解读《论语》，重新厘定孔子的本来面目和形象，无疑是别具意味或意味深长的，其意义就在于李先生无非是想给时下的孔子和《论语》热降降温度，让人们通过直接读《论语》来更清醒理智而明白地看清孔子的本来面目，如此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如此用心亦不可谓不明白。

2．李先生在书中想告诉我们的是，“孔子并不是圣人”，或孔子自己从不曾承认过自己是圣人，而欣然承认过自己是“丧家狗”，这在《论语》中确有明文为证，是任谁也否认不了的。

3．所谓的“丧家狗”，“绝非污蔑之辞，只是形容他的无所遇”，也就是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李先生对“丧家狗”一词语义的解释是很明白的，不愧是古文字学家。

4．我们应在“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或“人造孔子”）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并应区别对待之，这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而且，“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属于李先生的“个人爱好”，是任谁也管不着的。

5．我们要想认清孔子的本来面目，了解孔子的想法，需要“读《论语》”，“读原典”，“看原书”，这话肯定是百分之百的明白人讲的。

另外，李先生在书中表达的许多观点，我也是持赞同意见的，譬如，李先生读《论语》的一个感受是“孤独”，“孔子很孤独”，本人也有同感，所以在《旷世大儒——孔子》一书中以“人生孤旅”一语来总结孔子的一生。再譬如，李先生说：“道德不是讲出来的。”“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宣传孔子，……越是与其他宗教争胜，越是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之嫌。争它干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条最难学。还有一条，也不好学，是这里的‘贫而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当然是抽象着学）。”“‘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所有这些讲法，愚见以为，都透显出了李先生很精辟的见解。

由以上种种，笔者认为，李先生应该算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明白人，而且是一位明白的学者。然而，李先生并不止乎“明白”，他从“明白”处更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诚所谓“明白难，糊涂亦难，由明白装糊涂尤难”，而李先生却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李先生的糊涂之处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立场的暧昧。李先生在书中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是“红旗下的蛋”，过去本来是对孔子不感兴趣[1]，也不爱读《论语》的，但现如今态度上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开始“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但这一转变显然不是刘邦的那种由溲溺儒冠到过鲁祭孔的转变，也不是那种由“当年的批孔干将”一变而为如今的“尊孔”“急先锋”的变化。李先生过去不爱读《论语》，大概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的缘故，因为不喜欢所以就是不爱读而已；现如今可劲儿地一字一句地读《论语》，大概也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或出于一个古文献学者从事的专业的缘故，但有一点不变的是，李先生从来都是自外于“批孔”或“尊孔”的时代潮流的，从李先生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而且李先生是一个天生“自由散漫”、“讨厌道德说教”和有着批评怀疑精神的人，这是李先生的可敬可佩之处，因此，在时下《论语》和孔子的热浪中，李先生偏偏也要读《论语》，目的就是“为了破除迷信”，破除将孔子称作“圣人”的迷信。既然孔子不是“圣人”，他也就不能再作祟“救中国”乃至“救世界”了，不过，李先生又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而“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笔者仔细咂摸这话的意思，似乎又是在说“真实的孔子”可以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一样，或者李先生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假孔子”救不了世界，只有“真实的孔子”才能救世界？但是，如果说李先生读《论语》的目的就是旨在强调“真实的孔子”能够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的话，似乎也不对，因为李先生又明明说，“活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或“典型的复古主义者”，“真孔子”不过是一个“教书匠的祖师爷”而已，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是一只“可笑也可爱”的“丧家狗”，按道理讲，他连他那个时代都救不了，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这个世界呢？请原谅笔者的愚钝吧，读了李先生的书后，笔者似乎读不出李先生的真实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2．立场的偏狭。对一个人的评价理应客观公允，对孔子也一样，正如为李先生本人所佩服的梁漱溟先生所言，“过分抑扬，贤智不为”[2]。李先生在书中先是这样来评价孔子的：“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小百姓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段评语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但不知李先生为何后来又非要再讲一些属于“个人爱好”的、对孔子的愤激不敬之词，似对孔子又有抑之过甚之嫌，且不说孔老夫子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即使是对一个不喜欢其观点的论敌，乃至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敬）其人格，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教养，但李先生偏偏要标新立异，竟然说什么“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并在书中注释中引证了一段王朔先生的话：“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有朋友从外地来，能乐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三个人里准有一个人能教我。’‘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那没准还有人以为你都知道呢。’——这不是傻逼么？搁今天哪个宝贝说这么一顿大实话，谁会给他出书？还当祖宗敬着，招来一大堆更傻逼的人认真学习？”李零和王朔先生自然可以有自己的“个人爱好”，譬如说喜欢骂人，或者是喜欢读《论语》，但如果说有意在引导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对人的评价偏好的话，那么，这种说法，说的好听，是立场的偏狭，说的难听，李先生一方面讲“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一方面又一字一句地认真读《论语》，整个一个王朔先生所说的“那个”（笔者实在不愿意引那个原词，权且以“那个”代之），也不知李先生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是否没讲一句“大实话”，出版社才给出的书，但不管怎样，按照王朔先生的说法，如果说孔子“那个”，那么李先生就更是“那个”，当然，从“个人爱好”的角度讲，李先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那个又怎么样”！再譬如，李先生“讨厌道德说教”，认为“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而“道德不是讲出来的”，这很好，但把“道德”仅仅看作是一种“生存策略”，这种道德立场就未免太过偏狭了，因为李先生完全不了解“生活”比“生存”意义更加宽广，道德是生活的必需，而非生存的策略，所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孔子“道德说教”的意义，更难怪李先生要把对他人或孔子“敬不敬”的问题只作为“个人爱好”来看待了，因为从“生存策略”的意义上讲，“不敬孔子”也许可以暴得大名。

3．解读的片面。当李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失败者”时，他忘记了孔子的成功之处[3]；当李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时，他忽视了孔子的革命性贡献[4]；当李先生说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时，他有意在歪曲孔子的本来面目或真实形象。前两点并不难理解，而后一点却极意误导人。何以如此说呢？因为李先生讲的是半句真话。当有人说孔子像“丧家狗”时，孔子欣然承认，说：“然哉然哉！”这是何等的豁达和坦然，这一豁达和坦然来自对人生际遇的深刻领悟和超脱，我想，对于这一点，作为古文字、古文献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李先生不会不了解，从这里我们能够读出的应是孔子那超乎个体际遇之上的、意义更为远大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关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如此豁达和坦然，他的这份豁达和坦然足可以引发我们无穷的敬佩和深思，然而，李先生读出的却仅仅是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这句评语中的“只”字至关紧要，无疑是李先生根据自己的臆想而妄加上去的，加上了这个“只”字，李先生便可以轻轻松松地抹杀掉孔子思想及其“本来面目”的丰富性，而孔子形象的简化正可以让李先生一展文字学家解读《论语》的风采，因为只有在思想和形象的简单处才能见文字解释的真工夫，你看，对“只”是“丧家狗”的一个人和杂乱无章的一部书，李先生也能解读得头头是道，尽管过去从来没喜欢过孔子和《论语》，也许李先生现在和将来也不会真正喜欢孔子和《论语》。就这样，李先生从“丧家狗”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就是：孔子只不过是一“丧家狗”而已，而且还捎带着不忘将“知识分子”损上一句，这是你们的“宿命”，你们只配做“丧家狗”，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真的是只在一字之间啊！当然，这有点揣测李先生的意思，但愿如李先生所言，“丧家狗”一词“绝非污蔑之辞，只是形容他的无所遇”而已。然而，“无所遇”就真的能完完全全地代表着“孔子的本来面目”吗？愚见认为，这种看法实在太过片面了。

4．读书人的自欺性。从孔子身上或从孔子的“丧家狗”的际遇上，李先生说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但愿李先生自己已摆脱这一宿命，不再是“以良知定是非”而注定只能做“丧家狗”的“知识分子”，不过，我相信李先生还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的，不然怎么会闲得无聊竟认认真真地读起了《论语》呢，而且是把《论语》“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然而，“以良知定是非”者搞不了“政治”，同样学者的良知也代替不了学术本身的问题。孔子的“本来面目”无疑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经典文本是向所有人敞开的，读者要想了解孔子的真相，的确应去直接阅读经典文本，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的是，即使是读同一部经典原著，不同的人从中可以得到的“真相”也可能是有差异的，而且是一种“视界的融合”。在对经典的视角不同的解读中，也许一种读法比另一种读法更好，但很难说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读法，但李先生读《论语》却一再声称他“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他是通过“读原典”、“看原书”而得出结论的，而且，“一切结论”都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言下之意就是只有我李某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确解，我说孔子是“丧家狗”，他就只能是“丧家狗”，这不是代孔子立言，而是孔子自己就这么说，口气上颇有些不容辩驳的味道。在我看来，正因为如此，李先生的所谓《丧家狗：我读〈论语〉》才更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而如果说李先生自己对自己对《论语》的解读确信无疑而并不觉得有什么欺骗性的话，那他的这一解读就更是一种读书人的自欺了。

暧昧，偏狭，片面，自欺，虽然打着“还孔子本来面目”的旗号，却只强加给读者一种片面的孔子形象！

的确，“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但，这无损于孔子之为孔子。

的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从来就不是凭空造作，就能创造人类的幸福的。

于丹的《〈论语〉心得》虽然热买得很火暴，但于丹的心得终究只是于丹的心得；而李零先生的《读〈论语〉》却是在“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而且讲的只是半真的话。两相比较的话，李零先生“揣着明白装糊涂”而说的“半真的话”才更容易误导人们！

亨廷顿先生说：“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法，比完全的假话更有误导性。”[5]这话用于李著是再合适不过了！

唉！“孔子很孤独”！他真的“很孤独”，因为就连李零先生这样的“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也不是孔子的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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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零先生在《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的《前言》中说：“过去，老实说，我一直对孔子提不起兴趣。”

[2] 梁漱溟：《今日我们如何评价孔子》。

[3] 如张荫麟先生在《教育家的孔子》一文中尝言：“孔子最大的抱负虽在政治，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

[4] 这一点可以由李先生推荐我们读顾立雅的书来弥补。顾氏在其名著《孔子与中国之道》中说：“在政治上，孔子通常被称做保守分子，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首要目标是复古和增强世袭贵族的政治权威。事实上，孔子倡导和促进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所以，他应被看做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变革者。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之内，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最终在中国消亡了。对于这一制度的崩溃，孔子的贡献大于任何人。”（高专诚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