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南迁与平阳“东南小邹鲁”的形成

孔繁永

“邹鲁”,“邹”指孟子的故乡，“鲁”指孔子的故乡,由此可见，“邹鲁”是大儒的故乡，是儒学教育研究的中心，所延伸的涵义就是民风淳朴、文风昌盛、科举发达的地方。据平阳县志记载：南宋淳熙（1074年-1089年）后，平阳就被誉为“庶几邹鲁之风”；明代，平阳素称“文献之邦，骚人墨客，忠臣义士，无代无之”；到了清代,平阳被外界“夙称小邹鲁”。以上史料记载说明，平阳从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直至清代,与山东孔孟之乡曾相似，其文献著作繁富，文化教育繁荣，科举事业兴盛，亦此，世人一贯称之为“东南小邹鲁”。

根据现有资料考证，平阳形成“东南小邹鲁”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孔子世家长孙派孔桧（平阳派始祖）定居平阳以及后裔们秉承祖训，致力于弘扬和传播儒家思想和文化，开启民风民智，提高乡民文化知识，推动了当地文风；二是宋元祐年间（1086年-1093年）至宋崇宁三年（1104年）间，平阳鹤溪陈经正、陈经帮诸兄弟先后偕永嘉周行已、瑞安许景衡等从学程颐，传“洛学”而归，在平阳传播理学；三是宋室朝廷南渡迁都临安（今杭州）（1129年），大量文人学士迁徙汇集南方，促成了政治带动经济，而经济促使文化大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着重从孔子后裔南迁的角度讲述与平阳“东南小邹鲁”形成的关系。

孔桧南迁前之平阳文化状况

平阳置县时间为晋太康四年（283年），析安固县南横屿船屯地置始阳县(安固县就是今瑞安市)，不久改称横阳县[（取横屿和横阳江之义，横阳江原称始阳江（今鳌江）]，五代梁乾化四年（914年）遂改县名为平阳。平阳地处浙江最南端，北有瓯江、飞云江与之阻隔；西面丘陵延绵不断；东临浩瀚东海，无边无际，古称“界山濒海”，又有鳌江横贯全境。远在新石器时代（大约五、六千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生息活动，是古所谓“南蛮𫛞地，断发纹身之地”。清朝，瑞安大儒孙衣言说：“吾温既僻在海滨，平阳又下邑”。平阳有着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古先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渔牧生活。

读书，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除了博纳识见之外，尚有修养心性或进仕之途，而在士、农、工、商四大阶级结构而成的传统中国“四民”社会中，士子被视为社会精英，士子阶层则是社会的中心阶层。自晋以来，浙江向学之风形成，各地并有学宫和书院的设置，对教育和文化的逐渐发展和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隋朝，浙江人士在朝廷担任官职约有14人，唐朝，浙江人士在朝廷担任官职有85人，且后期多于前期，浙北、浙中大大多于浙南（浙南甚至没有），而且大多为文士，反映出“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当时所有文著作者，全国共1924人，浙江位列第四，人数为170人，浙南仅6人（主要是佛教徒的著作，而平阳无一人）。隋唐时期，浙籍文人和官宦仕人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和浙江中部地区，这与地域经济发达程度，同时也与地域政治重要程度有关，由此可见浙南在浙江的地位。一直到唐末，人物文献著述漫无可考。至五代时学校荒废，宋初年间又未兴学，成为“士病无所于学”。到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王安石实行变法，京师太学生名额增至2400人，平阳县始有人入太学，至此以前,在历史悠悠的时空中,地处东南偏隅的平阳乃及平阳文化几乎是模糊的历史印迹。

孔桧南迁系平阳文化标杆

孔桧南迁，缘自五代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山东曲阜发生“孔末乱孔”事件。为避难，其与族弟孔庄两人结伴南逃，至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失散。孔桧只身一路南奔，涉水过江，历尽艰辛，来到吴越，以“教授生徒为生”，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来到平阳县城。因为平阳距山东曲阜路途遥远，交通闭塞，且属唐朝附属国（史称吴越国），所以就此定居平阳县城的白石巷。孔桧，孔子四十二世裔孙，唐昭宗天祐时（904年-907年）明经、授秘书郎，任衮州参军。明经，指通过考试取得的一种功名称号，唐朝科举取仕考试基本二科，即明经与进士，明经科主要考察儒家经典，而进士科主要考察诗词歌赋和时政对策。对于当时尚属“封闭”且“僻远下邑”的平阳，孔桧可称是一位“大人物”了，而他胸怀儒家经典的文化思想，并在当地致力传授儒家文化，也可称是当时平阳的“史上大事件”。孔桧定居平阳16年后（940年），留长子孔演和次子孔湙在平阳县城居住，带着三子孔泗，搬迁到瑞安泛浦乡安固大日里过隐居的晚年生活。其子子孙孙在平阳繁衍生息，分别居在县城坡南、城南和西门三个地方。至南宋年间，历经十余代，孔氏之家在平阳已有宗族一百余口，可称平阳大族。孔氏后裔们秉承祖先孔子“修”（修身）、“齐”（齐家）、“治”（治国）、“平（平天下）”之道，主张“有教无类”，大开私人教学之门，对平阳文化影响极大。他们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在没有机缘登上广阔的社会舞台时，本身严格自律，做好身边的大小事件，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责任，一旦有条件飞黄腾达，施展抱负，就应义不容辞地负起更大责任。

孔桧南迁，比宋崇宁三年（1104年），陈经正、陈经帮诸兄弟先后偕永嘉周行已、瑞安许景衡等在平阳当地传播理学，早180年；而比宋室南渡临安（今杭州）的1129年，早205年，故此，孔氏南迁是平阳乃至温州的文化标杆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孔氏后裔与平阳文化传播

自孔桧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定居平阳，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后史称平阳为“东南小邹鲁”，其演变历经260余年时间。据孔子世家平阳家谱记载：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的220余年间，平阳孔氏后裔中有30余人分别担任了县主簿、架阁同知、太常丞、从常郎、县令、徴仕郎，教授、开国男、助教、奉礼郎、宣义郎、县尉、迪功郎（宣教郎）等文职和教职之类的学官。在这些孔氏后裔中，有记载具体事迹的，如孔子四十九世孙孔延，字洪夫，博学工诗，居县城西门时，以我国著名理学家，北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进士杨时（龟山先生）的“理学”教授学生，其中，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1117年）进士、外交家、平阳宋桥人宋之才曾受业于他，时人以及学者称孔延为“南鲁先生”。而上述这些孔氏后裔大多在默默无闻的做着传儒播文工作，虽然官职卑小，未引起温州乃至国内学术、教育界的注意，一直湮没无闻，但实乃为平阳当地的普及文化教育，以致称誉“东南小邹鲁”奠下不可替代的基础。

文化传播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永嘉有“儒志、经行二子”进行学术活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至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年—1093年），浙东温州地区有“永嘉九先生”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而这期间，平阳的陈经正、陈经帮诸兄弟偕“永嘉九先生”的周行已、许景衡等来平阳传播“理学”，建平阳南雁的会邱书院（会文书院），广开社会办学，纳收本土有识之士进行教育，以及1129年，随着宋室南渡迁都，大量高素质的北方人士南下，而政治中心南迁后的南宋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生存实行的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都使浙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取得迅猛快速发展，故瓯境学风渐盛，《温州府志》就有所谓“吾瓯自宋以来，有书院、有义塾，学业炽盛，正藉于此。延师训子遍匝四境，挟册弘诵无间富贫”的记载。

宋朝素以“重儒右文”而著称于世。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平阳官府就大力重新兴建平阳孔庙（亦称平阳学宫），平阳孔庙是庙堂与学馆合一的设施，既有孔庙建筑又有儒学建筑（原平阳县第一中学校舍，现址为平阳实验中学）。宋室南渡后，温州成为南宋朝廷的后方基地，平阳又是通往闽粤的孔道，南宋朝廷相当重视江南孔氏后裔致力于儒家文化传播之举，特恩赐土地建平阳孔氏家庙，而平阳孔氏家庙正是平阳被誉为“东南小邹鲁”的标志性建筑，它作为封建社会时期平阳官府、士子以及孔氏家族成员祭拜孔子世家平阳派始祖孔桧及其后裔先贤名人的地方，只可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平阳县城改造时未移选址被拆除，其遗迹在今平阳影城后面的雅河路与弓桥路之间位置。在南宋王朝的扶持下，平阳孔氏家族蔚为当地大宗，计有一百余口。嗣后，他们诗礼相承，贤才辈出，除在当地以外，宦游于东南诸省。孔氏后裔在宋、元间更是令世人注目，名贤辈出，且前后相望，担任教授、教渝、书院山长、学正等教职就有50余人，其中中进士者达19人之众，从而，影响整个时局，而平阳则也一时人文鼎盛、著述繁富，在南宋150多年间，平阳就出了2个状元，1个探花，334个文科进士和13个武状元，“东南小邹鲁”也就此而传扬。

故此，孔氏后裔在平阳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和耕读文化的传承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积极促进了“东南小邹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