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孔子世家谱>>载，孔丘后裔有一支远迁至广东惠州，后称岭南派，岭南派中的孔传第52代子嗣孔嘉兴（字信可）于宋朝淳化年间来到甘肃，始居于西北重镇兰泉驿（今兰州），后人称信可公。信可公的曾孙裕后有四子彦峥、彦魁、彦斌、彦嵘后来又迁到上述川地定居，当时此地名为半个川。信可公和彦字辈四兄弟就是后文将会经常提到的“来甘始祖”和“来川始祖”。目前半个川上除了大川村之外还有小川、中庄、四沟、古城等村，其村民多为孔姓后人。大川这个自然村现在也是一个行政村，8个村民组内基本上是孔姓的8房人，全村三千多人口，638户人中不姓孔的杂姓只有23户。活着的孔姓大中辈份最高的是庆字辈（孔传73代）最低的是垂字辈（80代）。

　　在这样一个同姓村落，非常顽强地保持着本宗族的传统。每个男丁的名字必须根据辈次取一个公共的字。举例而言，71代为昭字辈，每一男丁的名字为“孔昭x”，72代为宪字辈，每一男丁的名字为“孔宪x”，余此类推。从此71代至81代的公共字早已排定：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等。这一习惯并非孔性所专有，中国很多姓氏也有类似规矩。但新中国时期大多数姓氏已经不恪守这一个以名记辈的传统。大川孔姓人则丝毫不乱其辈份。有了名字上的辈份记号，凡孔姓二人相见，即使素不相识，仍然可以确定辈份先后，然后约定相互的称谓。目前活着的73代到80代孔姓人中，有的辈份低的人已年长至70多岁，但他们自然地把辈份比自己高一辈的小孩子称作babà（叔的意思，注意不是bàba，后者是父亲的意思），把高自己二辈的小孩子称作tàitài（爷爷）。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习惯可以把男性村民按辈份先后有条不紊地排列下来。妇女则按其与男人的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在此一系列中得到一个相应的位置。如果把辈份先后比喻作亲属秩序中的“经”，则亲属远近的位置的确定就是“纬”。辈次先后和亲疏远近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经纬分明的人伦秩序图。所以把大川孔姓村说成是儒家孝悌伦理的实验基地亦无不可。

　　三五代之内的亲疏远近之识别并不成问题，代际间口传心授也就可以明确，但到了涉及更多更远的人口范围，则需进一步的手段。比如说，之于大川村的孔繁恩来说，四沟村叫做孔庆福的人和古城村叫做孔庆富的人哪一个更亲，远上的祖先是什么关系，追朔多少代曾是一家人等等问题，就绝不是简单的事。此外，孔姓已经逝去的众多先人，与现在的人相互之间都是些什么关系，口传心授显然远远不够了。家谱就充当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于大川村的孔门后人，我们可以查到三种家谱，三种家谱的资料综合起来，就可以查到大川村民的已经逝去的全部先人，（这里可以看到人死后，其名份存活的一种方式），还可以弄清楚大川村人的历史渊源以及他们与其他孔门后人的关系，一是<<孔子世家谱>>，现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有藏，是孔传74代后裔孔德成主持于本世纪1930年发动全国孔姓历时七年修成的大谱，其中已经记载了岭南昌派迁甘肃、有分支居半个川的事。二是<<金城孔氏家谱>>，现在永靖县档案馆有藏，是迁甘孔裔孔宪敏主持于解放前修成，金城为兰州别名，该谱记述了居半个川孔裔中彦斌一支之后人的来龙去脉。第三种家谱则是目前大川村各房族人中分别保存的“小谱”，一般只记了近期5至6代先人及现有活着的全体“苗裔”，这些小谱是文革结束后，在较宽的政治气氛下重修的。

　　家谱的内容所涉及的方面很多，里面有孔姓宗族各式礼仪规矩，和下文将会谈到的丧礼、祭祖礼等等仪式的做法细节，在家谱中有不厌其详的记述。可以推断，孔姓宗族文化在历经坎坷中得以较完整流传，不能不归因于以文字形式记录文化内容的家谱的保留。事实上，笔者所观察到的大型祭祀仪式的每一步正与家谱中“祭圣祖仪式”毫无二致。

　　家谱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记述祖先的恩德和功名。虽然一般的百姓就可以在身后留名于家谱中，但只是置“名”于浩如烟海的芸芸众“死”中罢了。仅<<金城孔氏家谱>>就有十册之多，<<孔子世家谱>>更是达73册之多，据传甘肃孔姓族人去曲阜领谱是顺黄河用船载回来的。只有那些有功德的人，才在家谱中与众不同地单独记载着。这里也就显示出生前立功立德立言对死后不朽之达成的影响。我们不难推论，一个人被后世越多人记住、记得越牢，其不朽之达成就越成功。非常有意思的是，修家谱这样的大型组织活动本身（还有下文的修祖坟祖庙等），正是社区中个人立德立功乃到立言的机会之一，凡是对这一类活动有突出贡献的人，都会将其功与名记载下来。撰序写诗文者则是某种形式的立言。对这些机会积极捕捉乃至相互竞争，就成了敬祖祭祖组织得于形成并运转的最重要个人动力之一。举例来说，上述修谱主持人孔德成、孔宪敏在族人中“流芳千古”已是无疑了。笔者在永靖县档案馆还查到了一本小册子叫<<曲阜领谱纪行>>，这是当年<<孔子世家谱>>修成后作为甘肃的族人代表去领谱的孔庆惠所撰。上面记述了他自己在抗战期间如何历尽曲折把大谱从山东领回甘肃的伟大功绩以及他在曲阜如何受到孔德成等名人的礼遇等等，还刊登了大谱到达兰州时半个川等地孔姓人代表迎谱的合影（有此现代化手段，留名留得更为生动）。庆惠当时是大地主，属甘肃的名门望族，功名已是不小，而通过领谱一举，加之著书立说，在本姓本族中真是既立功又立言，何其体面。无独有偶，50多年后孔庆惠的侄孙孔祥谦在90代年扮演了类似角色。作为地主的后代，详谦虽然已是吃国家粮的县单位干部，但对外界的政治气候胆小而敏感。他历经文革等政治运动竟敢深藏<<金城孔氏家谱>>孤本（可以看作变天帐的东西）到1991年主动献给县档案馆，足见立功的动机是多么强烈。我们所查阅的该家谱上赫然写着“孔祥谦献”等等字样，他一夜之间成了永靖县孔姓各村人心目中的英雄。

　　对死去的先人的纪录除了家谱外，大川孔姓各房还有修“神主图”的习惯。这一习惯是比较独特的。神主图实际是三米见方的一幅巨幅图画，用白布制成，有点象城市里可见到的大窗帘。上面画一座皇家园林式院落，透露着农民对荣华富贵的向往之情，自上而下画近世先人牌位，写清名字和坟地所在地点。同样，图的下端留有很多空白牌位，准备在将来填上现今还活着的人。向笔者展示此图的七旬老者兴致盎然地指出了将来填写他的名字的牌位。看来死亡之于他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他似乎很高兴将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神主图有两个功用。一是每次祭祖时挂在农户院落之中，就象放电影的银幕一样。图前设香案、置供品。同房的后人必须在过年等重大节日每户派一人带供品在图前一拜。所以他们祭祖时祭的对象是有名单列出来的，很清楚很具体，生动地在一个神主图中所画的院落中“生活着”。在这一仪式中，来参加仪式的活人深知自己死后也会被写在上面，供后人祭奠。神主图的第二个功用是，凡同房中那家有丧了，就挂在丧家农舍近大门处，所有来吊丧的人从神主图两边绕过而走近死尸。神主图上又少一个空白，多一个新名字。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一幕图景：写满先人的名字的神主图，象一幅具有时间纵深度的历史背景，活人走过这个背景而抵近新死的人。在这一幕图景中，先人，新死的人和活人一下子就被连接起来，图景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顿时融为一体，个人的生死问题刹那间被超越了。因为个人已被置身于一条亘古不息的长河中，无论生者还是死者。

　　无论问天真无邪的小孩，还是问目不识丁的老妇，大川村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孔圣人”的后代。孔丘是虽死犹生地活在村民心目中的最重要的久远的先人。孔姓人都把孔子当作第一代始祖。但是，孔子获得如此殊荣却并不是因为他果真是孔姓的第一人，相反他只是第七代姓孔的。据记载,[9] 轩辕黄帝有个儿子叫玄嚣，继承其父位为天子，修太昊之法，所以又叫少昊。少昊死后葬于曲阜云阳山，现在那里仍然有少昊陵保存。这少昊就是孔氏家族的祖先。少昊的第四十一代嫡长孙孔父嘉，做过宋国大司马，孔父嘉的子孙就以孔为姓了。从孔父嘉开始姓孔，孔子是第七代。

　　孔姓文化给予孔丘如此高的地位，让他如此成功地不朽于所有孔姓后人的心中、言中和行中，是因为他个人的成就及其对人世间的巨大影响，他为孔姓人争得了无与比拟的荣耀，达到了做人立功立德和立言顶峰境界。村民祭孔时的祭文是这样的。

　　大哉孔子，至哉孔子，孔子以前无孔子，孔子以后无孔子……万古惟孔子为师，五州赖孔子大同。大哉孔子集大而成，至哉孔子民无能名，德配天地，道贯古今。春秋享祀，黍稷维馨。稽首威仪，来格来歆，伏维，尚飨。

　　村里老秀才孔繁钧用现在的语言写的，刻在孔子大成殿上的评价是：圣祖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生民未有万世师表。终生以册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德与天齐，道贵古今，循循善诱，有教无类，主张天下为公宗旨，宣教中外，德配天地。在当今文明建设中为人类缔造极大贡献。因而举国上下国际环球深得全人类敬慕。

　　除了孔子，大川村民要隆重纪念的先人还有后来的“来甘始祖（或称西迁始祖）”和“来川始祖”。对西迁始祖的祭文这样说:

　　今我后裔远怀始祖跋涉之苦，走遍千山万水，几经历代，几经患饥，德在圣祖，功勋家史，斯时也，瓜瓞绵绵，人丁增衍。由颜家湾辗转大川，族分四支，户到五门，如椒实累累，如蚕斯济济，始祖之德永传不息……

　　村民是通过祭奠来缅怀先人的功和德的。“来川始祖”的祭文则同时还记述了历代大川村民克服种种困难，执着地要修宗庙，祭先人的一些历史情况。

　　……我祖始迁大川，明初元末，创业维艰，守定山河，自此四支安居，始得其所。五门共处，长期安乐。迨至清朝同治，惨遭兵焚，饥荒频多，危际未可挽，人力不可夺，宗庙毁尽，无家无舍，父母妻儿，流离失所，幸存故土，自有圣德。虽然惨景在眼，我祖志不可夺，重建家园，维持生活，时有我族四支耆老，不忍宗庙毁灭，重返曲阜，请来谱牒，修复宗庙。派行有列，每年祭祀，不忘圣德，年景富裕，既安且乐。从此八十四年之景，道路曲折坎坷，迨至一九五八年中央下达反对封建特权之时，宗庙重遭拆毁，家谱又遭失传，历经二十六年岁月不重再见，但有三中全会，政策落实，我圣祖之德，诚乃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长，德及后裔。重发其祥……

　　孔庙又称大成殿，因孔子曾被后世封建皇帝封为“大成至圣先师”而得名。大川村是迁居半个川孔姓的发祥地，大成殿历代就盖在这个村。大川大成殿历尽坎坷，有所谓“两毁三修”的过程。文革时有的村民在阶级斗争风声鹤戾的气氛中, 在夜间到大殿废墟上偷偷进香，可见祖庙在村民生活中之必不可少的重要位置，亦可见村民矢志不渝的决心。1991年重新落成的最新大殿的“重修简序”记述了这些历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成殿在解放后的际遇:

　　我地圣祖孔子大成殿初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岁在丙子，时有苗裔孔得雨、孔秉全二公协同众族人等修建大成殿五楹，据传气势雄伟，规模壮观。不幸于清同治三年惨遭兵焚，俱为灰烬。可惜一百零八年光辉业绩一片焦土，时族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迨民国二十三年岁在癸酉，时隔六十年之久，在我族人协议下决定二次重修。选出级三公庆升，补斋公繁域为首事人，协同各支小愿主二十四人，同心共筹，在旧址大川学校院内，历经数年终于修成大成殿三间转五，比之前更为壮丽。不幸文革动乱，后又由于水库潮湿，盐碱侵透威逼把大成殿拆除。在历史变革中造成两修两毁，殊为可惜。在党中央三中全会照耀下政策开放，社会安定，宗教信仰得以恢复；继之富民政策重新照亮大地，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重新提高，人人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从而激起尊祖敬祖之心油然而生。自八零年后我圣祖后裔有大川、中庄、四沟、上下古城等族老等于心不安，广泛征求各村群众意见，经过反复磋商，遵循历史传统在一九八九年圣祖孔子诞辰之际达成协议，选出为人公正，秉公办事的首事人在大川孔维科，孔繁恩，四沟孔令胜、孔祥学，中庄孔祥睿，孔祥国、孔祥信、孔祥彦、孔令瑞等组成筹建小组，在1991年岁在辛未古历二月二十八日动工，四月十一日上梁至圣祖孔子诞辰前夕建成大殿三间转五，虽建筑质量不及前建，在当前庙宇亦不亚于古建筑群矣。此次大殿之完成全赖我圣祖后裔及各姓门生等同舟共济，众志成城，踊跃捐款，慷慨献料终于完成第三次修建大业付诸历史，功在群众，为千秋万代之纪念奠定基础。

　　这个“为千秋万代之纪念奠定基础”的新大成殿供奉着“一世始祖”孔子，“来甘始祖”信可公、“来川始祖”彦字辈四兄弟，此外还有“亚圣”孟子，孔子弟子“七十二先人”，共五个牌位。这个在乡村中显得富丽堂皇的大殿一方面纪念着上述先人“代表”；另一方面，非常值得强调的是，它同时记录着大川等村村民修建大殿的光辉业绩。凡有贡献的人，名字全部刻在大殿的墙上。一面墙上刻着上述的简序，上面可清楚看到历次修殿组织人和此次筹备和领导小团体的孔维科、孔繁恩等人名字。另一面墙上写满了修殿捐资者的名单，最少的捐了5角，最多的捐了1000元。据了解捐款最多的三个老汉，把准备自己后事的钱全部捐出来了。这个工程一共集资三万五千元，对于这里的生活水平来说，是个巨大数目。社区大型的纪念祖先活动往往正好是村民得以留名于后人的机会，构成了踊跃参与组织活动之动力。

　　重修大成殿之耗资之巨大，动员的人口之多，在小小山村中是很可观的。此事的成功，固然要首先归因于村民的积极性之高涨。但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领导机构和一套有效的组织手段，恐怕也不可能成功。例如村里的公共道路年久失修，一到下雨天人畜都难以行走，村行政多次出面动员各户出钱或出力，但总未成功。村支书苦恼地对笔者说，现在的村民各顾各的私利，对公共的事业漠不关心。这件事恰好与修大成殿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调查了解重修的经过，从组织的角度来考虑，有三方面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一是长老会议和议会民主，二是主事人孔维科的品德与才能的作用；三是适切而巧妙的组织动员手段。

　　上述重修大殿简序中曾提到，自1980年起，孔姓诸村的“族老等于心不安”，“反复磋商”。这实际说的是大川村几个老者牵头的每年定期召开一次的长老会议[10]。长老会议由十二、三个人们公认的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老汉们组成，用西北村民的方言说是他们“懂下数（规矩）”。在决定重修大殿前，长老们就在每年在孔子诞辰前夕商讨该年祭孔事宜，当时先人牌位设在用旧大殿拆下的木料盖成的大队加工厂里。主要的召集人是大川村一个当过小学校长的孔庆培老汉，他是庆字辈，但辈份最高并不是他出头的主要原因。成员中各种辈份的人都有，甚至有个别外姓人。相互之间起先联络的纽带是同学关系或师生关系，参与资格是个人的知识和威望而不是血缘中的尊卑。重修大成殿简序中提到的筹备成员，就是最近几届长老会议的成员。

　　他们的议事方式是民主的，并不存在一个可独断的最高决策者。笔者曾于1992年9月亲自参加了半个川孔姓举行大祭前的一次长老会议。老人们围坐炕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严肃地逐一讨论第二天大祭的各个主要环节和人员安排。并讨论了四个议题，反对或者赞同都可以详陈理由，然后据多数意见记录在案，交大祭的执行小组执行[11]。长老会议权威很大，孔维科介绍说，1986年的会议曾把村里的支书繁春叫到会上，“质问”他旧大殿拆庙材料的去向，繁春回答说一部分盖了大队加工厂，一部分没保管好，丢失了。当时繁春答应了三件事：第一，大队不再干预村民在加工厂设敬祖牌位；第二，加工厂中属“大成殿”的财产，重盖大殿时可用；第三，大队另一仓库材料全部赔大成殿。

　　长老会议相当于议会，另外还有执行事务实施的领导团体。比如，修殿的通盘领导工作并不是由这十几个老汉亲躬的，而是由孔维科和孔繁恩二人负责组织全部人力物力。但预算多少，如何集资，开支去向都得向长老会议汇报，最后张榜向全体孔姓人公布。又比如，大祭的主事小团体每年轮流由各村推举出人来担任，但长老会成员每年基本不变，定出方案让该村执行，并且监督和验收。这真有点“二权分立”的味道。

　　孔维科才四十岁左右，辈份又低，维字辈又比最高的庆字辈差5辈之多，但老汉们把他拉进了长老会议这个最高决策圈子，并赋予总管理重修大殿工程的重任。长老会议召集人之一孔庆培老汉这样评价维科的作用：起先村里人议论什么？说建圣人殿不是坏事情，但几个老者们，走路都成问题了，拿不动一块砖了，凑在一起成得了事情么？后来维科不当村长以后加入了我们。这时候村里大伙说，有维科，能成事。一来维科人实在，孝敬老人，当干部时没得罪过谁；二来见过世面，会划算。

　　孔维科首先是个“能人”，读小学时跳过级，后来母亲在大跃进中饿死，他只好在饥荒中辍学，回家与父亲相依为命。在村里当过记工员、夜校教员。去乡里当过企业保管，后来又在县物资局当合同工多年。分田到户后他放弃转正机会回家种地，照顾妻儿子女，奉养八旬老父。回村后带领村里青壮年出外包工，赚了不少钱，成为村里比较富裕的前十户之一。1989年他又主动弃“官”——村长——不当，在村里协助老汉们领导大成殿建设。同时他还是个“好人”。当干部秉公行事，对私利淡泊；孝敬瞎了的老父。外出搞付业时，所有的活都让本村人干，而且工资相对较高，及时支付，从不拖欠。他家的摆设很简朴，却捐了很多钱给小学和大成殿。他对笔者说，他的抱负就是在本村办一个企业，让本村劳动力不用再出去受别人的气。

　　孔维科就是孔儒伦理中做人的活样板，处处为他人着想，心里时时装着父亲、妻子、子女及村里的大家，真是达到了“仁”的境界。与此相对应，别人在心里也有他，他父亲83岁生日时，村里各界人士凑钱制了一个金字红底的巨匾，上书曰：“天锡椿龄重登高寿，子孝媳贤安享晚年”。这个大匾与其说是献给老人的，不如说是歌颂孔维科的。大川村里这个以敬祖来达成个人不朽的文化机制是公平的，孔维科付出了很多，也得到很多，他的名字将存在于现今活人心中，也留在后人祭先人的行为中。事实上，随着大成殿建成和大祭的举行，邻近各村的人也都了解到了孔维科的德与能。如果说敬祖文化也是一种宗教，他是一个最虔诚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教徒，从超越死亡这层意义上说，他正是一个企望身前身后都活在别人心里的极端的代表。这样一个人的示范作用与号召力，在祭祖组织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大川村修殿和大祭等大型活动得以成功的因素中还包括适切而巧妙的组织手段。举例来说，为了修大殿要派人到大川村以外的孔姓人中筹款，最远甚至去了青海省，原来素味平生的人如何获得相互信任？他们有个办法，叫“对谱”，即去筹款的人带上家谱，与外地孔姓家谱相对照，即可发现几代以前是同一家人。家谱在这里还起到了充当祭祖活动之组织手段的作用。不难相象，如果没有家谱，大范围筹款就有更大困难。文化手段之间的相互配合可见一斑。又比如，建大殿的村民没有办报纸、电台，如何进行宣传动员呢？他们利用一环一环的血亲关系，用乡上关系中的谈话链，把统一行动的信息传到每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当于城市公关活动的仪式。建殿的钱筹到一半就举行“上梁”仪式，派人到各村“下贴子”，请族人代表到场，这些代表回去自然又宣传一番。
　　所有这些文化手段不是某个村民即兴的创造，村民也未必能够自觉到它们与实际的目标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每一步按传统约定的“下数”做罢了。这些文化手段是乡土社会中业已存在的精神财产，可以有效地为人服务。企图组织村民从事某一项事业的人，无论社会学研究者还是行政政策制定者，恐怕都不能忽视这些财产。

　　1992年农历8月27日是孔子2453年诞辰纪念日。黄河之滨这个叫做半个川上的小平原上的孔家人要举行重修大成殿以来的第二次大型祭祖活动。长老会议的成员们频繁聚会，反复磋商。这次主事的小执事团体轮到由小川的四老汉负责。在这种二权分立的领导体制下，筹备工作和祭祀活动进行得既热闹隆重，又有条不紊。乡土文化赋予了这些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老农民以非常的组织才能，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前一天上午开始，全村村民身着新装，穿梭忙碌，各家各户分工合作。有的杀猪宰羊，有的煎炸面食干粮（果子），有的抄写对联横幅，布置大殿及大殿前广场，有的接待各地来宾，抄写胸前佩戴的红纸条的“司书”有一张组织清单。

　　纪念孔子诞辰人员安排
　　总管员2个 指挥员8个 治安员8个
　　管员8个 司书2个 出纳员2个
　　接待员40个 陪同员40个 服务员60个

　　在乡村的山坡上的大成殿雕栏画栋，显示得十分堂皇气派。大殿前烟火燎绕，人声鼎沸。大殿正面挂满了对联、横幅和匾额。有的写着“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有教无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等。有一对联则强调了孔子作为宗族之祖的意义。

　　洙泗旧宫墙开辟千秋文世界
　　河湟新庙宇流通万古道渊源

　　大殿里面设孔子、来甘始祖等五个牌位，各有香案贡品。孔子的牌位上还立着一个巨大的石膏像。一个人置身于大殿各种景物之中，难免飘飘忽忽地不知自身之所在。生界与死界被豁然打通的感觉甚至出现在笔者这样的来自城里的人，何况村民呢？他们血脉中流着先人的血，而且自记事起就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

　　孔诞日前一日举行了两个大仪式。一是大殿内的孔子像的揭幕，二是所谓的”迎牲”。后者实际上是一个大规模的游行，向外界宣告有大祭活动的举行。人们抬着杀好的猪、羊、兔、鸡和果品开路，少先队鼓乐队吹吹打打，燃放爆竹，沿着村里的主要道路绕行一周，最后把牺牲祭品献至大殿，礼生们行三跪九拜礼。

　　孔诞日凌晨1时起正式举行大祭，在大司仪悠长的唱喊声中，十几个被称为“礼生”和“引”的人，一一向各牌位行祭。每一个小单元包括献贡品和三跪九拜，每一个牌位要完成三个单元，所谓始献礼、亚献礼和终献。五个牌位一共行祭15个单元，历时三个多小时。村民和宾客围观于大殿台阶两侧，或跪或坐，静雀无声。是夜风雨交加，寒意袭人，有人就置身于雨中观祭。

　　孔诞日上午雨过天晴。泥泞难行的道路并未阻碍人们来殿祭祖，大殿前仍是熙熙攘攘。有走路来的，有骑车来的，有开手扶拖拉机带着全家来的，也有坐卧车来的体面人物。

　　虽然前来“赶庙”的一些老妇给大祭增加一些敬神求神的色彩，但是可以看出主导整个大祭的文化思想是纪念祖先，缅怀前人功德，与神的关系不大。开始我把“迎牲仪式”听成“迎神仪式”，因而不解，遂问大司仪祥国大爷，他给我写出“牲”这个字，并补充说：“我们不迎神”。仪式进行过程中很少禁忌，还拿烘托气氛的手段来看，他们不但请了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鼓乐队来吹打（班主任陈老师说这是一次队日活动），而且在大殿前的高音喇叭上放“十五的月亮”、“对你爱不完”等流行歌曲来增加热闹程度。当然，大司仪们的水平高过普通举丧的农家，不会请和尚或道人来营造祭孔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