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的庙户4

　为什么对编审庙户这么认真对待，咸丰三年（1853年），百户官张协庸说：林庙洒扫之役，始于西汉，历代皆有续添。至前明洪武年间，又拨入百余家，看视守卫，免其差徭，立官统之，载在志书。典至重也，恩至渥也。恐有逃匿等情，故少则五载，多则十年编审一次，庶不至于遗漏。余承乏是职，正值清查之期，遂选差诚实吏役，着意核办。幸各户踊跃急公，领单遂缴，并无迟误。（《孔府档案》五○六六之一）
　　在后来的多次庙户编审中，历任百户官，都能象张协庸那样，谒尽其力，办好编审工作。光绪二十年（1894年），百户官刘相乾说：钦拨洒扫至圣林庙佃两户，并各书院以及老家人等户，向系五年一次编审，不致遗漏影射情弊，所以清厘户丁，重祀事也。……卑职现授此任，竭尽其力，细心编查，即令各该户头赴署领单，饬发本户内亲填写年岁、籍贯、住址，依照刊刷格式，均按条规详注。恐遇有强横不法之徒，抗违不遵，抑或假他事故，在府当差不入单注册，碍难编查。是以卑职备文申详。（《孔府档案》五○六三之二）
　　庙户的身份一经确立后，就终身不能脱户，而且这个名份，还要子继孙承，世世代代都是孔府的户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泗水县庙户张整的子孙，虽然繁衍数代，仍被认定是孔庙庙户，必需要履行庙户义务。为这事，还引出来一场官司：据林庙守卫姜玉櫆详称：切有泗水县庙户张化谚，户中有张承业、承德、承绩、承功弟兄四人，原与本户张小四为同曾祖兄弟，今伊族张须周诘出伊等脱漏户口，张须周亲弟张须义、同祖弟须廉、同曾祖弟须惠、须礼四人，又被张小四诘出脱漏户口。当差王之坤、李全祥前往清查传讯。……据张承业供称：小的兄弟四人长名承业、次承德、三承功、四承绩，小的无子，承德一子名张濯，承功一子名小小，承绩无子。小的与本户张小四，系同曾祖兄弟，小的父亲死后，就漏了丁。上年编审清查户口，……小的们情愿具结，再不敢脱漏，只求恩典，等语。除将甘结附卷外，本爵府查张承业等，的系原拨庙户张整之子孙。伊等祖父之名，俱载档册。而承业等胆敢脱漏户口，贿嘱原差，殊属不法，但自知情虚，具禀投首，免其治罪入册。所有漏丁张须义张自洁、张克智等，移会泗水县就近查讯取具。伊等不敢脱漏甘结，移送过府，以凭查照入册。盖征收户丁，恪遵定额，编审户口，祗在各户滋生，即为原拨之子孙，即为圣庙之户人，未有祖是孙非之理。……事关庙户成例，体制攸系，相应移会。（《孔府档案》五○七一）
　　庙户的每次编审，都是非常严肃的，总是要警告户人：“如有违错遗漏，查出重究不贷”。对于查缉追回的逃户，往往要施以枷责杖打等刑法。隐丁不报的，也总是押禁班房。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尼山户人张瑞龙、张瑞宾等二十余人，被控告为隐瞒丁银，被孔府差拘严押了二十余日。
　　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新张社庙户户头金志祥，多年不遵规例，将户内人丁隐漏不报。这事被百户官陈曰训知道后，马上差役对其拘唤，并将审讯结果向孔府禀报：钦设林庙守卫百户食守备俸加二级陈曰训呈申明隐丁事：切有新张社庙户户头金志祥充应户头，多年不遵规例，将户内人丁，隐漏不报。卑职察知，即差役拘唤。去后，据户头金志祥具禀词一纸前来禀称，为冒罪首陈事：切身堂弟金明臣父子六人久住邹境东程庄，前值编审，身催伊上丁。伊称住居邹境，并不还籍，不肯上丁。身实一时愚昧，将伊父子之丁未入册内，实系漏报。按名开列，冒罪陈明，叩乞恩阅施行。……又据金明臣具禀词一纸前来禀称：为陈明履历事，切身父金守成自康熙五年间在青山寺院出家修行，至后还结归家。蒙生身兄弟三人，长兄、次兄已经上丁，身今年三十六岁，与侄金希文十六岁，身子金希尧年十七岁尚未上丁。实因雍正四年间蒙皇恩赦免丁银。身因民丁俱已赦免，料户丁亦在赦内，故此未报。身情愿按年完丁，并不隐匿，亦不敢漏报，据实陈明。（《孔府档案》五○六八）
　　这金志祥和金明臣，肯定是慑于孔府的虎威，知道自己隐漏脱户，难逃其责，还是老早服软认罪是上策，这样也好有个宽大处理的出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脱户都象金志祥、金明臣那样，而是蓄意躲避、支离唐塞、负隅对抗。乾隆六年（1741年），孔府发现济宁的李献可为逃户，当孔府传唤调查时，李献可对抗拒提。于是，孔府立即转饬济宁州官衙，务将李献可押解来府，以凭讯实供役：伏查至圣庙户，自前朝洪武年间，将曲阜等州县选到民间俊秀身家无过子弟，拨入圣庙洒扫，给勘札内开，全丁在庙，又将各户籍姓名勒石垂久，至今星炳，迨至我朝定鼎，钦奉圣旨，圣门典例，俱应相沿，期于优渥。钦遵在案，此会典志乘在在可稽。讵料有原拨济宁州庙户李经之子孙李献可等，罔知成例，蓄意规避，竟不到庙。查历年编审丁册，该户子孙管收开在递年有名。及至雍正二年以后，全户开除，竟谓消长亡绝，情或有之，不暇深求。近访该户子孙，族盛丁繁，散住济宁，随即差唤。去后，虽查有其人，而抗提不到。据将李献可亲笔抄写支系回复，又经两次移会济宁州协拘，而该户李献可恃监护符，支离唐塞，竟称伊祖虽有李经之名，而伊并非李经子孙，非理荒唐，负隅如故。仅准空文移复，独不知一径拨入庙户，则身该户之下，即次支傍派，均属户丁，非知袭荫封典，只及正子正孙，所以原给勘札内开有全丁在庙之语。古人立法，正所以杜日后，如李献可之躲避隐匿也。况所拨庙户额只一百户，历年既久，其间之真正逃亡死绝者，十去八九。现在供役所存无几，若如李献可之现存活证者，而可以簧口狡脱，不惟供役寥寥，且相率成风，正未可料。恐庙庭寂寞，殊非圣天子重道崇儒之至意。拟合备由咨请，希即转饬济宁州，务提到案押解来府，以凭讯实供役。（《孔府档案》五○六八）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一个庙户张小九说：“身祖夺印，本姓周，系邹县庙户张文良之婿。文良无子，夺印承受家业，即过为嗣。改姓附籍，纳丁当差。夺印生三子，俱经附籍当差”。娶了庙户的女儿，承受家业，也就等于继承了庙户的名份，便世为户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孔府的一个管事，控告宁阳县
民人张成业为逃户，说“伊祖上原是户人，伊祖母改嫁宁阳王姓，伊随母改嫁，从继父姓王，继父死，复姓张。至成业身，迁宁阳马家庄。今至伊子化坤，已经三世，竟将户丁之名隐瞒不露”。虽然张承业有随母改嫁经历，姓氏也随了继父，但后来又回复亲生父亲之姓，虽历经三代，仍然被视为庙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