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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衢州依托孔氏南宗文化 打造人文社科研究
    中新网衢州1月4日电 (见习记者 徐乐静)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在中国,有两处孔庙,其一在山东曲阜,其二便在浙江衢州。记者近日了解到,浙江省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紧紧依托孔氏南宗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人文社科研究品牌。近期,该研究中心最新发表了《孔氏南宗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机制》一文,中心主任吴锡标说,该文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孔氏南宗的文化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传承机制。  “孔氏南宗”是山东曲阜孔氏南迁后形成的。南宋初年,孔子第48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部分族人扈跸南渡,历尽坎坷,辗转来到浙江衢州并寓居于此。衢州由是成为南孔圣地,被视为孔氏家族的第二圣地,被史家称为“东南阙里”。全国各地的孔庙数以千计,但孔氏家庙仅2座,一座在山东曲阜,一座在浙江衢州。  浙江省、衢州市十分重视对孔氏南宗文化的研究和利用。1989年,孔氏南宗家庙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孔氏南宗家庙被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孔氏南宗家庙被中共浙江省纪委和浙江省监察厅命名为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2004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5周年纪念日。在衢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孔氏南宗家庙以“当代人祭孔”方式,恢复了祭祀孔子的活动。此后多次举办了“衢州国际孔子文化节”,大力普及和弘扬儒学文化。  4日,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吴锡标接受采访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2006年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孔氏南宗文化为主要方向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相继承担了浙江省文化工程重点研究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等各类项目近10项,已出版专著《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变迁研究》,在《浙江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转载,孔氏南宗研究正逐渐成为衢州学院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品牌。  在谈到最近发表于《探索与争鸣》上的《孔氏南宗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机制》一文时,吴锡标说,该文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孔氏南宗的文化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传承机制。  文章写道:在南渡以来近900年的历史中,孔氏后裔在广大的江南地区衍生出众多支派,逐渐形成了以衢州孔氏家庙为重要物质遗存、以衢州孔氏为核心、遍布江南地区的孔氏南宗,并成为孔氏宗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渡以来,孔氏南宗在继承创新传统文化形态的同时,积极融入江南社会文化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由此形成了内涵深厚、特色鲜明的孔氏南宗文化,并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  文章把孔氏南宗的文化内涵及其本质特征概括为宗族文化、地方文化、政治文化以及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这是孔氏南宗自身积极有为、社会文化环境综合影响、历代政府高度推崇以及士绅民众仰慕崇敬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孔氏南宗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当代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完)附:孔氏南宗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机制  □ 吴锡标  内容摘要 孔氏南宗文化是孔氏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与江南文化不断融合、创新与发展的产物。南渡以来,孔氏南宗一方面继承创新传统文化形态,一方面积极融入江南社会文化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由此形成了内涵深厚、特色鲜明的孔氏南宗文化,并且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从文化内涵及其本质特征上透视,孔氏南宗文化是宗族文化、地方文化、政治文化以及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这是孔氏南宗自身积极有为、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历代政府高度推崇以及士绅民众崇敬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 键 词 孔氏南宗 文化形态 文化精神 传承机制  作 者 吴锡标,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衢州:32400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7004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0FC03YB)  原 载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  孔氏南宗是山东曲阜孔氏南迁后形成的。“孔氏南渡”无论在孔氏家族史上,还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南宋初年,中原板荡,宋室南渡,孔子第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在从父孔传的支持下,率部分族人扈跸南渡。辞别祖庙,依依不舍,南渡途中,历尽坎坷,后辗转来到衢州并寓居于此,衢州由是被视为孔氏家族的第二圣地,被史家称为“东南阙里”。在此后的近900年历史长河中,孔氏后裔在广大的江南地区衍生出众多支派,逐渐形成了以衢州孔氏家庙为重要物质遗存、以衢州孔氏为核心、遍布江南地区的孔氏南宗,并成为孔氏宗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渡以来,孔氏南宗在继承创新传统文化形态的同时,积极融入江南社会文化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由此形成了内涵深厚、特色鲜明的孔氏南宗文化,并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从文化内涵上透视,孔氏南宗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宗族文化、地方文化、政治文化以及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从传承机制上透视,孔氏南宗文化的形成是孔氏南宗自身的积极有为、社会文化环境的综合影响、历代政府的高度推崇以及士绅民众的仰慕崇敬四股力量有机作用的结果。  作为宗族文化的孔氏南宗文化  从宗族文化的视角透视,孔氏南宗文化不仅代表了孔氏宗族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更由于孔氏宗族在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超越了一般的传统宗族文化,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孔氏南宗宗族文化不仅具有与其他宗族文化同样的共性意义,更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孔氏南宗一方面保持了传统的宗族形态,一方面因时因地制宜,创新宗族活动形式,从而不断丰富南宗宗族文化内涵。首先是大力发展族学。孔氏家族具有深厚的诗礼传家传统,要求子弟读书以明理、修身以养性,这一传统在南渡之后仍得以发扬光大。南渡之初,作为德高望重尊长的孔传致仕返衢,著书立说,家居授徒,在政治活动、宗族事务、教学活动诸方面对孔氏南宗产生了深远影响。孔传之子孔端己“侍父渡江,习见祖庭旧事,常举以训族子弟”[1],奠定了孔氏南宗的礼义文化基础。礼义文化的继承弘扬,显然得力于代相传承的南宗家塾。孔氏南宗家塾“萌芽于南宋初年孔传等家居时办的‘私学’,发端于南宋后期的‘思鲁堂’,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家塾、书院,发展于清末民初的近代学校”[2],呈现出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的历程。明清时期的家塾规模可观,王阳明嫡传弟子邹守益所作的记中写道:“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3]在底蕴深厚的族学薰陶下,孔氏南宗上涌现了一大批饱学之士,可谓代有传承、贤才辈出,不愧“出士类增美士林,可作千秋冠冕”的美誉。族学教育成为孔氏南宗历经磨难而长盛不衰的精神动力,“南渡而后,蔚为大宗,历二十余世,均足为乡邦弁冕”[4]。  其次,孔氏南宗以《钦定孔氏家规》为纲领性家规,不断细化,严格遵守,规范族人行为,推动宗族发展。《钦定孔氏家规》共计七条,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言,主要涉及孔氏南北宗关系处理、孔氏南宗宗族教化、异姓冒姓与隐差问题等三方面。孔氏家族因其特殊身份,一方面得到朝廷的重视和优待,一方面在其弘扬儒学、推行教化等活动中受到格外关注。钦定家规的颁布昭示:历代政府希望孔氏南宗成为厉行忠孝、诗礼传家的宗族典范,不仅对其他宗族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在推动地方教化中有所作为。此外,孔氏南宗族人制定了很多具体的宗族规制,如见于永康山西孔村《孔氏族志》、温岭孔氏家谱、《四明慈水孔氏宗谱》中的孔氏族规,都比较系统地折射出孔氏南宗的宗族风范。如,四明慈水家训强调“立身莫先于立品”,“处世莫善于和敬”,待人要“孚以真情实意,不容一毫虚假”[5]。孔氏南宗以教育为主线,提出“教子莫善于读书”,“其他莫如教之稼穑”,“耕读之外,当视子弟之高下智愚,各授一业”等主张,“识艰难,劳筋骨,知物理,通世务,达人情”则更注重意志品质培养和为人处世陶冶,儒家注重的人格风范以及孔氏家族的诗礼精神由此可见一斑。综观孔氏南宗的族规,一是显示了浓厚的“圣裔”意识,体现了南宗族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二是体现了社会教化的特殊作用,钦定家规的颁布主要基于这一目的;三是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关注现实、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特征。  再次,孔氏南宗重视修谱工作,以期达到“溯本穷源”、“敬宗睦族”[6]之目的。孔传在孔宗翰所编古谱基础上,将“历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赍之恩”、“祖壁之遗书”等“故老世世传之”的轶事旧闻编纂成《孔氏祖庭杂记》,“使闻见之所未尝及者,如接于耳目之近”[7]。南渡后的100多年间,南北两宗并无交往,以致“彼此世系多不相知”[8]。直到大德四年(1300年),孔津与北宗孔淑等人参订南北宗图,合为一本;孔涛和孔淑、孔思晦一起编纂而成的《阙里谱系》,则是南北宗通谱的开始,后来孔思朴对该谱作了重修。明清时期,南北两宗仍有共同编订谱牒的活动。南宗各支派的修谱工作更为活跃,《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孔姓部分介绍了馆藏的27种孔氏家谱;《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的孔姓部分介绍了14种孔氏家谱,存目介绍了9种孔氏家谱。孔氏南宗的家谱修订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就家族内部而言,订立家规,惩恶扬善,对南宗族人具有劝勉和规诫作用;就社会意义而言,“自唐衰以来,谱牒废矣,士大夫能明其世系者鲜矣”[9],在此背景下,孔氏南宗仍能以严谨的态度考订谱牒,清源流、明谱系,对浙西南其他宗族无疑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总之,作为诗礼之家,孔氏南宗在制定家规、编修谱牒、族学教育、敬宗收族等方面都堪称典范。  作为地方文化的孔氏南宗文化  从地方文化的视角着眼,孔氏南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江南地方文化的特色,反映了江南地区的人文传统和地域精神风貌。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10],是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外来力量推动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政治—伦理”原则则是孔氏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与江南诗性文化之间具有极强的互融性。孔氏南宗以儒家文化精神及多方实践,尤其是其经世致用、务求实效的治学宗旨,对江南文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特殊地位,孔氏后裔赐居衢州,很显然地优化了以衢州为中心的区域人文环境,为当地增添了丰富而深厚的人文意蕴。此事件对于当地民众和士绅而言,无疑是十分庆幸之大事,“衢去曲阜者数千里,一旦而得近圣人之居,此孟夫子所私自喜者,而衢之幸顾不大与”,“圣裔之迁衢”可谓“天心之眷顾”[11],“近圣人之居”使衢州成为神圣的“东南阙里”,“惟宣圣正宗越自鲁地,从宋南迁,赐居郡城,巍然庙祀,故衢虽列为一郡,实与阙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旧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谓善而已”[12]。  孔氏南宗同衢州郑氏、叶氏、徐氏、毛氏等当地望族一道,身体力行,努力促进地方稳定、推动好学尚理之风、淳朴民风民俗、丰富精神世界。南宗族人中,出仕者往往恪尽职守、尽忠效国,未出仕者则体现出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传统美德,在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和谐中发挥应有作用。孔子第51世孙孔应得任吉州泰和县主簿秩满还衢时,时人王国用以“携取鹤归清献里,载将书入仲尼家”赞誉其人品高洁、腹有诗书。孔子第53世孙中,尤以衍圣公孔洙学行突出、德高望重,在衢期间,孔洙与知州孙子秀“治水患,使‘民国复苏’,又‘奏立家庙如阙里’,以‘有补世教之大’”[13]。孔氏南宗族人“遵循孔夫子的教导,在忠君爱国的同时,更加珍视作为国之本的民众”[14],涌现了一大批忠臣义士,孔传、孔端友、孔端朝、孔端隐、孔应得、孔淮、孔洙、孔涛、孔克仁、孔贞时、孔贞运、孔庆仪等,都是忠义精神的忠实践行者。  “孔子论政,常以政治为人道中一端,故处家亦可谓有家政。孔门虽重政治,然更重人道。”[15]南宗族人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思想,在家能够“孝”、“友”,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行仁好义、敦行礼仪的道德风范,对当地士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了当地民风民俗的改善。永康支孔氏族人传承耕读之风,深明耕与学、农事与修身之间的相通之处,将物质支撑和精神追求寄托于耕读之间,诗礼相传,注意人生修养,体现了“为人第以治耕之事治于心而已”[16]的精神风貌,由此培育了无数涵养深厚、躬行仁义的士人,他们乐善好施,名声素著。金溪、新城等孔氏也“皆以耕读为业”[17]。即便是拥有嫡长孙身份、以衍圣弘道为己任的衢州孔氏,也传承着优良的耕读之风。同时,孔氏南宗对于促进南宋以后的南北文化融合具有重大意义。“三衢人士德日崇,业日广,以伦理为镃基,以廉节为砥柱,以诗书为户牖,以政教礼乐为丹雘,穷则追箪瓢沂浴之风,达则树伊周吕召之业”[18];“宋南渡后,士风益竞,名巨迭出。至今敦行古道,雅尚礼文。君子重廉耻,惜名节;小民畏刑宪,寡词讼”[19],崇尚伦理、诗书传家等传统对江南地区士风民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政治文化的孔氏南宗文化  基于政治文化的角度剖析,孔氏南宗的历史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政治乃至历代政权文化和思想政策的特点。儒家文化作为古代政治文化的代表,“不仅提供了先民彼此认同的最广泛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精神依托……为社会的融合提供了一种极具感召力与号召力的思想理论”[20]。因此,历代政府通过崇儒重道以强化主流政治意识和文化价值,对孔氏宗族的重视推崇则是重要表现之一,主要体现为强化孔氏后裔的身份意识,提高孔氏后裔的地位。  第一,由于“六经之道”皆为“夫子之赐”,后世“读其书,享其学”就须“禄其苗裔”[21],“宗子封爵”也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推行尊孔崇儒的重要途径。孔氏南渡之后依旧享受这一待遇,从始祖孔端友开始,直至“孔洙让爵”,前后历经六代。让爵之后,南宗后裔“子孙益多,庙乏主祀,衣冠祭仪混同流俗”[22]。后在明代衢州郡守沈杰努力下,明武宗于正德元年(1506年)封孔子第59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以主祭祀,并“令世世承袭……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23]。清代仍封孔氏南宗嫡长孙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北洋政府将衢州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改为世职“南宗奉祀官”。第二,历代统治者对南宗后裔加封各种官爵,即“恩例授官”。孔氏南宗后裔除参加进士考试和入太学两条正途出仕之外,备受优崇:一是承袭始于徽宗时期的“特赐”,如孔子第48世孙孔端隐于绍兴年间“登进士第,授江陵府观察推官”[24];二是增加入仕机会,每年皇帝入太学行“释奠礼”时,都要求孔子及先贤后裔陪同,其子孙则可破例进入国子监读书;三是乡试优待,即“无孔不开榜”,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题准浙江衢州府西安县孔氏后裔,依“曲阜四氏学乡试耳字号例,先行广额进儒童入学”,每次学政在衢州主持乡试时都允许在正额外入学两名,由此孔氏南宗就在正额外获得了两名秀才名额[25],从中体现了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及其后裔的关怀,“江南诸裔加历省注,升教于郡,恩数优异,著在令甲,吁亦盛矣”[26]。第三,南宗后裔享受赐田免差徭的待遇,“计口量赐田亩,除烝尝外,均赡族人,并免租税”[27],被免的还有其他“杂泛苛差”。明朝之后享受了更优厚的特权,“凡先圣子孙寓流他处,所在俱免差徭”[28];“孔氏税粮尽行蠲免”[29];“免先儒后裔丁粮”[30],足以显示对圣脉的重视。  历代王朝对孔氏南宗高度推崇的原因主要有:其一是由于先圣孔子的特殊地位,“其意以为尊敬圣人,不若使圣人之后绵长,与天地相为悠久”[31],封官加爵、减免差徭等是保证孔氏“家庙不至于隳废,祭田不至于变卖,子孙不至于流移,圣裔不至于淹没”[32]的有效措施。其二是出于政治考虑,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历代统治者将对先圣的尊崇延伸到其后裔身上,旨在通过圣人后裔的特殊身份将国家主流意识和价值理念加以发扬光大,“见圣孙如见圣祖”[33],“公卿大夫以及韦布之士,遇孔子之后莫不厚敬爱以相接”[34]。同时希望孔氏子孙在乡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以守家法”[35];入官则“学圣人之学,心圣朝之心,以自振厉,将俾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36],从而使“先师孔子之道倡行于家族,统布于四海,垂及万世”[37]。  孔子后裔不辱使命,时刻谨记圣裔的特殊身份,自觉垂范。孔氏南宗史上涌现了众多经世济民之才,影响较大的有孔应得、孔洙、孔克仁、孔贞时、孔贞运、孔庆仪等,其中孔克仁、孔贞运《明史》有传。社会稳定之时,他们注重教养,体贴民情,致力改善士风、民风;社稷危亡之际,他们殚精竭虑,希图通过努力有补于时;出仕则恪尽职守、尽忠效国,未出仕则乐善好施、慷慨好义。孔端隐“礼义由贤者出,况吾孔氏子孙乎”[38]之召唤,千载之下仍令人奋起。孔端友、孔端朝、孔端隐等南宗族人,积极实践儒家政治思想,恪尽职守,深得人心,孔端隐病逝后,当地“士民如丧考妣”。孔氏南宗认真践行先圣倡导的仁、义、礼等思想,以崇高的人格风范感化当地民众,素有“难治”之称的衢州民风得到了较大改观,“两浙固人文薮也,三衢据浙上游,其俗尤敦朴而重节概”[39]。  作为思想文化的孔氏南宗文化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透视,孔氏南宗文化不仅是江南地区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发展演变的一种折射。北宋灭亡后,除孔氏后裔之外,颜回、陆贽、范仲淹的后裔等等,“如众星拱月般地聚居在衢州”[40]。众多世家大族特别是孔氏后裔莅衢,对儒学的传播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因孔氏后裔赐家而被称为“南州之洙泗”、南孔圣地的衢州,自然地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竞相瞻仰的圣地,“数百年来,东南之士不克重趼,裹粮以登洙泗之堂者,俎豆羹墙于焉是寄”[41]。南宋以来,朱熹、吕祖谦、张栻、刘基、胡翰、李遂、徐渭、李渔、朱彝尊、陈鹏年、刘国光等著名学者和文人,先后来衢并留下名篇佳作。  “西连广信”、“东望永康”[42]的区位优势,为衢州士人与周边各学派的交流提供了方便。以衢州为中心的区域内拥有一大批名儒,而享有“仲尼家”和“东南阙里”地位的衢州,吸引了周边学者前来拜谒圣庙、开展讲学活动,从而密切了南宗族人与当时名儒的关系,丰富了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并使之呈现出随时代发展和儒学演进而发展的特征。南宋前期,孔氏南宗诸贤“始终倾向于调和朱陆之吕学”,尤其是受孔传的影响,衢州出现了“东莱热”,“以吕学为本,奉朱子之教”成为当地书院的办学宗旨,竟有“上非此不教,下非此不学”的现象[43]。  朱学在南宋后期的地位不断提高,孔氏南宗对朱学在浙西南的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朱熹曾多次拜访江山名贤徐存,在柯山书院、明正书院、开化听雨轩(包山书院前身)讲学,蔡久轩、柳贯、胡翰等朱学人物或在此讲学,或担任教谕、教授,由是“邑之文风大振,称多士矣”[44]。孔氏南宗士人与影响重大的朱学人物交游密切。孔元龙曾师从被誉为“正学大宗”[45]的真德秀,真德秀对孔元龙、孔从龙兄弟所辑《洙泗言学》极为推崇,亲自作序,并将之与张南轩《洙泗言仁》相提并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许谦应孔涛之请为孔道辅击蛇笏题诗,并十分赏识孔洙之子孔楷,“以女妻之”。元明时期,孔氏南宗族人与黄溍、宋濂等金华名儒交往甚密。黄溍应孔涛之请作《击蛇笏赞》,后又为孔涛撰墓志铭。孔希仁赴曲阜谒庙会族时,宋濂为其送行并撰《送永康孔教谕士安往曲阜谒庙序》,充分肯定了孔希仁振兴家学、担任教谕的业绩。  孔氏南宗族人在与得朱学精华的许谦、宋濂等金华学者的交游中,产生了学术思想上的共鸣,结合孔元龙与真德秀的师承、孔思俊创建大同书院等事实,说明宋元明之际,尊崇朱学、传播朱学是孔氏南宗继承发展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孔氏南宗与众多名儒合力作用下,浙西南儒学朝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徐存、邹补之、徐霖、柴中行等,以儒学著名于时,成就卓然,在处州地区则有刘炎、吴梅、王光祖等理学名士。  同时,孔氏南宗族人和王学代表人物也有广泛交往。王阳明亲自为孔氏南宗管理的万松书院作记,其弟子邹守益为孔氏南宗家塾作记。孔自洙的学术思想深受刘宗周影响,以重经世闻名,著有《竹湄居士集》《枢余十义》《闽学规条》《兵曹秋秩条议》等,刘蕺山“以伟器目之”[46]。孔氏南宗族人在担任学官、山长和经营书院等实践中,充分体现了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的精神。当地教育、士风和儒学深受这种学风影响,先后涌现了鲁贞、周积、叶秉敬、方应祥、徐应秋、徐日久等一批敦本力行之士,可谓“士风一变,翕然崇实而黜浮,号称邹鲁”[47]。  当然,孔氏南宗的影响绝不限于浙西南地区,而是辐射到了更广的区域,江南地区呈现出“至今犹是鲁儒风”,“自北而南意已通”[48]的儒学之风,孔氏南宗“以儒家修身齐家的伦理学为主,兼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推动了儒学的南渐”[49]。  综上所述,孔氏南宗文化是孔氏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与江南文化不断融合、创新与发展的产物。对诗礼文化的传承,推动了孔氏南宗的宗族管理与宗族发展,培育了一批循礼蹈义、道德峻伟的士人;与江南文化的融合,使孔氏南宗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特点与地位来看,首先,孔氏南宗文化是宗族文化,又超越了宗族文化,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包括社会思想、生活和意识形态。其次,孔氏南宗文化是地方文化,又超越了地方文化。孔氏南宗不仅是衢州的孔氏南宗,而且是浙江的孔氏南宗,南方的孔氏南宗,乃至全国的孔氏南宗,在不同的文化层面,都具有相应的作用和价值。再次,孔氏南宗文化是传统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孔氏南宗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当代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21]孔胤植(重修)。阙里志(卷9)。人物志·闻达子孙(卷14)。诏诰。孔子文化大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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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孟、曾、颜这个顺序不正确呀,还是孔颜曾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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