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帝对孔子的尊崇

    在中国历史上，为历代帝王所共同尊崇的，恐怕只有孔子一人。而清世宗雍正帝在尊孔方面，超越于前辈帝王，做人所未做，言人所未言。说他对孔子顶礼膜拜，是毫不过分的。
    雍正帝登基的第一年，曾对廷臣谈到，他自幼小时候读书，就极其崇敬孔子。他在上谕中说：“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但孔子已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脱离了人臣的封号，便没有办法再加尊号了，因此他决定追封孔子五世先人，把他们由前代封的公爵，改封为王爵。
    在封建社会，人臣把尊君视作至高无上的，但雍正帝为尊崇孔子不惜屈尊。雍正二年(1724年)，他决定把“幸学”改称“诣学”；在举行临雍释奠礼前，谕告礼部说，过去帝王去学宫，称做“幸学”，尊帝王之巡幸，这当然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在孔圣人面前为君者当屈尊三分，以后凡是皇帝去太学，一切奏章记录，都要“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雍正帝亲自前往京师孔庙举行祭奠活动，隔年一次，形成了制度。以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时，都有一定的仪注，从来不行跪拜礼，雍正帝在向孔子奠帛献爵时却下跪叩拜。对超越法定礼仪的这一举动，雍正帝向礼部和太常寺的官员解释说，若是按着旧仪站着向“先师”进献行礼，“朕心有所不安”。
    对孔子的生日，向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生，有的则说是四月初八日，雍正帝命儒臣详加考订，于雍正五年(1727年)，将孔子的诞辰定为八月二十七日，并颁示天下官民。过去，孔子圣诞祀典都是中祀，即是中等规模的祭祀典礼，雍正帝打破这个沿袭了千百年的旧例，把孔子生日祀典升为大祀，其典祀规格竞同康熙帝的圣诞节完全一样，成为清代国家最隆重的典礼之一，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诚斋肃。 雍正帝还手书尊孔词文。雍正四年(1726年)，他亲自书写“生民未有”四字匾额，命令刊刻，在天下学宫悬挂。他还为曲阜孔庙书写“德冠生民，道隆群圣”对联，为大成殿题写榜额。应衍圣公孔传铎的奏请，雍正帝为《圣迹图像》作序文，也是亲手书写。 雍正帝尊孔的花样很是繁多，他甚至把避讳用到这方面。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下令，对孔子的名讳“丘”字，要象对君王一样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用到此字的，均需改易。礼部奉旨详细商议避讳办法，最后由雍正帝拍板确定，除“四书”、“五经”外，以后凡遇“丘”字，均加耳字旁，改作“邱”字。今天姓邱的人中，恐怕有不少当初其先祖本是姓丘的，奉旨避讳而改了字样。清时，有些民间艺人为挣钱，塑卖孔子的泥像，雍正帝认为，这是对孔子先师的大不敬，下谕禁止。
    孔家有两个世代相沿的职位。一是孔府的衍圣公，一是曲阜的知县。在历史上，由于孔子的特殊地位，早在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其后裔就被封为褒成侯；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各朝，称谓虽各不同，但孔家后人一直受到尊封；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为世袭衍圣公，其后相沿未改。衍圣公的袭封，历代都由长子承袭。雍正时，衍圣公进入北京紫禁城特准可以不下马，而且在皇宫的御道上可与皇帝并行。孔家的这种殊荣，是中国历史上任何贵族大家都不能比拟的。另外，曲阜县知县职，自唐宋以来，也都由孔子后裔担任，一般由衍圣公保举产生，清初亦沿袭此制，意在“以圣人之乡，用圣人之后”。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上奏说，为避免就地产生的曲阜知县办事碍于情面受到牵制，请调用非孔氏族的外地人到该县任职。雍正帝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说：用孔氏后人治理孔子之乡，“其来久矣，不便更张”。仍坚持传统做法。曲阜孔庙一向被称为圣庙，不管怎样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把这里作为圣地加以保护。以往，孔庙的执事人员没有爵秩，雍正帝认为这不足以光祀典，于是特为执事人员加封品级 其中三品的二员，四品的四员。这些人员由衍圣公在孔氏子孙内拣选充任，并报礼部备案。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曲阜孔庙遭受了一场火灾，大火把大成殿烧成一片瓦砾。雍正帝闻讯，立即谕令工部动拨专门款项重新修建。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初夏，孔子的后裔两广总督孔毓珣在陛辞出京回任途中，路经曲阜，见孔庙修复工程处于停顿状态，便向知县孔毓琚细打听，这才知道，当初山东巡抚陈世倌委派都司钮国玺采买木材，没想到钮国玺将花了大批银两采买到的木料，在运输途中私自卖掉不少，最后剩下的大多与原估尺寸不符，不是短就是细，以致无法正常施工。孔毓珣把这一情况上报，雍正帝得知后火冒三丈，他早就听说陈世倌有些不称职，这次对圣庙工程又如此草率用人，于是把这个巡抚免了职。至于那个私卖木料的钮国玺，则交到刑部依法重处。雍正八年(1730年)十月，曲阜孔庙大成殿终于修成，这次重建总共花掉白银115万两。修复后的大成殿“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殿内所用器皿，都由宫中颁出。雍正帝命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曲阜，参加大成殿的落成告祭典礼。典礼结束后，弘昼回京受命，奏报说孔林围墙倾圯，雍正帝又派遣官员前往督修。
    雍正帝不仅自身尊孔，而且教导他的儿孙们从小学习儒家经文。在这方面，他对暗中选定的太子弘历(乾隆)要求尤其严格。弘历13岁时。雍正帝特旨任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蔡世远等几位名儒文臣为他的老师。20岁时，雍正帝又选派名臣鄂尔泰、蒋廷锡、邵基、胡熙、顾成天等侍皇子读书。在雍正帝的安排下，乾隆在皇子时代通读了“四书”、“五经”以及“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不仅掌握了历代君主的统治术，而且对孔孟儒家学说也有了较深的理解，还写了不少儒学方面的文章。乾隆即位后，除 按雍正帝所规定的，亲祭京师孔庙间年一次外，还曾先后8次前往曲阜祭奠孔子。乾隆的 这种尊孔思想无疑是受了他的父亲雍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