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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上世纪台湾儒教运动


     
           日本占据时期的台湾儒教运动是传统文人自发捍卫中国文化和革新图存的文化救亡运动。在儒教人士的推动下,诗社、文社、善社、鸾堂以及其它新兴儒教团体纷纷成立,人们通过祭孔、宣讲孔教、发行刊物及征文,表扬忠孝节义等活动,保存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从1895年至1945年,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主义者以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西化)经验,试图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全方位地将台湾人改造成“新日本人”。然而,台湾除了少数原住民以外,几乎全为大陆的移民,他们保持着祖先带来的汉文化传统。
            面对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关闭书院、打击私塾,并拟以“国语(日语)学校”全面取代传统的汉语教育等压制汉文化的措施,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遂召集同志,结成社团,以保存汉文化与儒教思想为己任,挽救传统汉文化的危机。
            于是,台湾早在清代就已萌生的文社、诗社、善社与鸾堂等儒教组织,在异族统治下反而更加蓬勃兴盛。

    “新文化运动”影响台湾

            日据时期,台湾的儒教运动大约兴盛于1919年至1930年间。这一时期,大量的新兴儒教组织成立,相关的文化活动也很盛行。
            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风潮在全世界掀起。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以独立、民主为目标的“三·一事件”;三四月间,朝鲜爆发332次暴动以及757次示威运动。同年,中国大陆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而在此之前,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已在中国蓬勃展开。
            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潮流,日本政府被迫重新调整其殖民政策,实施殖民地文官总督制。1919年10月,台湾第一位文官总督田健治郎上任,开始所谓“大正民主时期”。这期间,日本当局对台湾政治、社会活动管制较为放松;同时,台湾留日的知识青年,把大量的世界新思潮、新文化带回台湾,并成立各种政治、文化团体:如1921年成立“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成立“台湾民众党”、1928年成立“台湾共产党”。他们积极鼓吹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包括白话文运动、男女平等、自由恋爱、新文学、新戏剧等。单说“台湾文化协会”的演讲活动,从1923年到1926年就举行过798次,听众近30万人次,声势十分浩大。
            在传统儒教人士的眼中,新文化的大举涌进,对他们所传承的儒教文化也是巨大的威胁。正是这种文化危机感,使他们发起儒教运动,缓解“欧风美雨”的攻势。因此,在这一个时期,既是新文化大举涌进的时期,也是儒教运动发展的高峰时期。

    抵抗殖民政权废汉文行径

            汉学在台湾的逐渐衰微给儒教本身带来巨大的压力。日本占据台湾后,过去儒士通过研读经书而科举入仕的道路被切断,儒教由独尊的地位沦为百家之学,这是儒学衰弱的重要原因。
            1921年,日本据台“总督府”强行约束私塾教育,公布“书房义塾教科书管理法”,规定各书房私塾所用的教科书需经各厅长的批准;翌年,新“台湾教育令”颁布,公立学校的汉文科被改为选修课,许多学校将汉文课废除;而许多以教授汉文为主的私塾纷纷遭到取缔或禁止。这是殖民地当局所采取的渐进式消除汉学教育,以消灭台湾人的汉族意识,最终达到全面同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儒教的基础将全面瓦解。
            为挽救汉学衰微的局势,儒教人士试图奋力一搏,重振家学。他们纷纷发表言论,为汉学大声疾呼;更有大胆者直接指责总督府的汉学政策。

    诗社成儒教人士寄身之所

            当时的儒教活动,依照其形式可分为“学术性”和“宗教性”两大类。“学术性”的包括诗社、文社及二三十年间所组织的各种新兴儒教团体,他们按既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与社会生活,正面传播儒家思想学说,并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鼓励支持。“宗教性”的则包括善社与鸾堂,他们通过宣讲劝善的形式宣传儒家圣道,日本殖民政府对于善社多不予干涉,对鸾堂则采取压制、禁止态度。
            然而,不论哪一种形态的儒教,其组织者大多是传统士绅文人、私塾教师以及部分宗教人士、富商等。
            诗社原是中国传统文人以文会友、切磋诗艺的场所。清道光年间,文教日兴,加上科考出身的士绅日增,使得台湾各地皆有诗社兴起。日据时期,科举进仕之途中断,许多儒士纷纷设私塾以谋生;此外,他们也成立了各种诗社。据考证,整个日据时期,台湾相继成立的诗社多达278处。
            诗社是儒教人士最主要的寄身相濡之处。一方面诗社可为儒教人士排遣郁闷,联络感情。另一方面,诗社具有保存儒学、振兴儒教的意义。感受到欧风美雨侵浸的文化危机感,欲以提倡诗文来振兴儒教的用心,是当时大多数诗社的共同性格,而诗社也确实发挥了传承汉学的作用。

    善社劝化人心敦励风俗

            善社原指宣讲善书的理想场所,其行为大多伴随着各种社会和慈善事业。善社的宣讲内容除了圣谕之外,更主要的是具有因果报应的善书,以期通过这种兼具故事性、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内容来吸引民众听讲。
            台湾在清代便有许多善社,到了日据时期,各式各样的善社更遍布台湾南北各地,如台北的普愿社,宜兰的碧霞宫劝善局,新竹的宣讲嘉堂、嘉义的宝善社、高雄的鼓善社等。善社主事者多为地方上信奉儒教的士绅文人,有许多成员还获得过功名。他们相信通过宣讲能达到劝化人心、敦励风俗的社会效应,并达到儒教的理想境界“成邹之风”。
            而当时一般社会舆论或有识之士也大多数对善社的宣讲和功能持认可的态度,被认为是“风纪维持”的良方。
            这些儒教组织在儒教运动中的主要活动大致有:
            一是祭孔。孔子是儒家道统之源,祭祀孔子表示尊崇儒家道统,因而,在孔庙祭祀孔圣先贤是传统士绅极为重要的宗教仪式活动。在乙未割台之际,台湾孔庙多遭战火波及,因此到了日据时期,地方旧儒、士绅迫切要求重建孔庙,以凝聚儒教人士的向心力,进而推展儒教文化活动。
            经儒教人士多方奔走和全力推动,1917年9月24日孔子诞辰之日,日据以后台湾第一次正式的祭孔大典在台北举行,当时的文武官员、各界名流有多人到场。之后,儒教人士便经常在大稻埕蓬莱公学校及龙山寺、保安宫等举行秋季丁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祭孔原属官方行为,而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却主要由民间的儒教团体倡导,形成一种官民合作的形式。另外,由于原来只有官方才有的祭孔资格下放到了民间,使得各儒教团体能够各自进行祭孔活动。于是,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便成了儒教团体最忙碌的时刻。
            二是宣讲孔教。日据时期,面对教育普及率不高与传播工具有限的情况,儒教人士为使儒教观念更有效、更普及地推广到全社会,成立了各种孔教宣讲团。他们定时在各庙宇或市区繁华、人口聚集之处进行宣讲。宣讲的内容多与儒家道德伦常相关,如“入孝出悌”、“忠信”、“三省”、“言不可不慎”等,也有配合时代的议题如“孔子——大维新家”、“孔子之卫生”、“孔道与近代”等,常引来数百听众。
            当时的宣教组织主要有台北“孔道宣讲团”、鹿港“德育会演讲团”、嘉义“青年会”、宜兰“孔道宣讲团”等。其中最为活跃的是台北“崇圣会”联合私塾先生在1924年成立的“台北孔道宣讲团”,堪称是当时最著名的儒教宣讲组织。
      还有就是发行刊物和征文,表扬忠孝节义者及弘扬汉学等。
                          摘自北京《统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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