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立文·刘淑玮

（一）
    我国古代重门阀，故谱牒之学极盛。远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姓氏之出现，则有记载姓氏的书。宋代学者郑樵《氏族略》曾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立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而唐代以后虽淡薄门阀制度，谱牒之学削弱，但由于宗族法权存在遂得以续修。认为“家谱无异于国史。国无史，则帝王相传之纪不著；家无谱，则祖宗相传之绪不明。”如欧阳修所说：“人而不知其家世所自出，则涣若凫雁。”（见《王杨宗谱序》）。故每姓有家谱，且大都没宗祠。家谱则藏在宗祠里由专人保管。定时登录添丁或亡人，称之谓“上谱”，犹如当今户籍登记。“上谱”之后，又即将家谱藏起，平时秘不示人，更不出示别族，待将来修谱时作为“底谱”。如清代赵吉士在《寄园记所寄：故老杂记》述及徽州的巨室大族乃“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年之谱丝毫不紊，千年之冢不动一坯土，主仆之严历数十年不变。”历宋、元、明、清、民国出现的族谱当数以万计。解放后不少被作为“四旧”破除，散失焚毁几乎殆尽。直至改革开放后方受重视加以挖掘收集研究及至续修。笔者知见新修的家谱就有数十种。如闽省有1986年傅金星主编（南安）《武荣傅氏族谱纪要》、1993年王世威续修订（福州）《西清王氏族谱》、1994年泉州赵宋江南外宗正司研究会编《南外天源赵氏族谱》、1994年吉林长春苏颂学术研究会编纂，颜中其等主编的（同安）《新编苏氏大族谱》、1996年庄景辉编校（晋江）《陈埭丁氏回族宗谱》、1998年闽清塔峰梅谷渡口可行支谱编委会编《颖川陈熹公系千郎宗谱可行支谱》、1999年孙怀伟编（惠安）《玉塘孙氏官房家谱》、李青编撰《诏安县四都李氏宗谱考》、以及2000年福清市龙田方氏宗祠理事会方氏宗亲联谊会编《六桂方氏源流》、泉州黄龙海外联谊会吴氏文化研究组编（南安）《延陵黄龙族吴氏宗谱》等。而台湾省则有1984年旅台南氏家族记要整理委员会编著《旅台南氏家族记要》（由台北县南氏宗亲会发行）、1984年王人瑞主编《增补龙塘王氏族谱》、1993年吴金璋撰编《台湾吴氏族谱》（彰化县吴姓宗亲会等发行）、1995年世界郭氏宗谱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环球郭氏宗谱》（第三辑）、2000年台北大学王正辉编校的《王氏族谱》等。除印刷版外，还有网络版，笔者曾在因特网上见到福州朱氏族台后裔设《紫阳儿女》家族网站。遍及海外的如新加坡华裔曾有由新加坡白氏公会编的1989年出版《福建安溪县榜头白氏族谱》等。

（二）
    谱牒主要指宗谱、族谱、家谱等。而姓氏乃谱牒的主体，也是家族的符号。有种种说法：一是指上古为母系氏族，以母为姓，故“姓”字为女旁。“姓”字由“女”与“生”组成，寓意是女子所生，生而有姓。“氏”则起源于父系氏族，为“姓”衍生的分支，“氏”释为木本，即植物之根，是取水之源头，木之根本的意思。到了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之称。到战国时期姓氏合一，方不再区分。另一说法，“姓”为尊敬亲爱之意，增厚亲情，分别以婚姻，重视人伦；而“氏”则注意行谊功德，勉励行善。俗语：“树有根，水有源。”中华姓氏博大精深，也是中国人的根。追根溯源，中华儿女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正由此繁衍，派生出许多支脉。尽管流寓各方，惟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同根所生，一脉相传，血浓於水。喻树之根作为营养器官，其功能在于能把树固定在大地上，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养分，乃至贮藏养料，从而使树根深枝繁叶茂果硕。诚然，根除了具有亲缘传承性，还具有族谊凝聚性。家谱姓氏记载世系等正体现根的本性，以上可谓根之说。由于每个姓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祖先，故寻根问祖，报本思源，敬奉祖先，缅怀祖德乃人类之天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由于有了族谱家谱的传承，中华儿女才得以认知各自的祖先，族房繁衍迁徙、郡望门第、祖庙祖坟、家规祖训等况，遂即自然孕育着深厚的寻根谒祖的意识及行为。大陆《寻根》杂志也应运而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郭展礼教授曾称：“天下万物，莫不有其根源。‘根’就是物体的基部，事物发生的本源。一块土地有其形成的‘根’，而在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也有其来历渊源，亦即他们的‘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时代巨龙’，它涵融了每一位中国人的‘本’，展现连绵不绝于民族的机制。中华传统文化也像一株‘参天大树’，它延展了每一位中国人的‘根’，自然瑰丽生态于民族土壤的深植；中华传统文化又像一条‘浩荡江河’，它融通了每一位中国人的‘源’，激发澎湃汹涌于民族源流的活力。”

    郭教授又指明：“在探‘本’溯‘源’与寻‘根’的研析中，……无不证实台湾的根是在大陆。”“台湾与大陆以民族融合上，实在为一体，是多么密切久远。”福建住民大都来自中原，而后不少迁往台湾，闽台同胞也是一家同根有族谱为证。如台北大学王正辉先生编的《王氏族谱》（前言）提及：“自乾隆年间，从福建汀州府武平县磐龙岗和树后（何树凹），横渡海峡於淡水登陆，开台至今二百余年，子孙繁衍至今已九代，现有人数千余人。”台湾彰化县吴金璋撰编《台湾吴氏族谱》中提及：“厦门同安石浔从师公派分支世系十五世烈林，烈慈移居台湾东部。”台北县《旅台南氏家族记要》中也提及：“台湾南氏之本宗，系来自福建，先定居於屏东县之水底寮久居十八代。后由南美凯先祖移迁台东定居而迄今。”而从（同安）《新编苏氏大族谱》中也可得知始祖（唐）苏益曾为隰州刺史，随王潮入闽，其后裔于宋宣和年间迁居台湾等等。

（三）
    族谱家谱从历史学与文化学考察，就微观而言，它是宗族家族的历史，但从宏观角度却是民族史、国家史和世界史的不可分割部分。‘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延伸，只有家族繁衍的生生不息，才有国家命脉的延宕流长。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儒家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墨家道：“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尚同下》）。因此，这种“家国同构”传统观念，仍有借鉴价值。即既要重视‘国‘的历史，尤其涉及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等大计研究，同时也不能忽视作为社会根基‘家族’的历史研究。而从谱牒内容考察，除了反映世系繁衍之外，还包括记录宗族大事、姓名历史源流，人口分布、宗教信仰、族约家规、族产祀田、祠堂墓坟、人物传记、艺文习俗等，已超越一般的历史学与文化学领域，它还涉及了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方志学、教育学、文学、民俗学等诸学科知识领域，实质上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学科。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故已有人称其谓“谱牒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研究。同时由于姓氏是家谱的主体，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也有人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称其谓“姓氏学”，福建省已成立了姓氏研究会的专门机构。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各种姓名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及其特殊基因等等，成为中国最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

    按文化学观点，文化是物质进化的一种伟大产物，人类发展史就是文化发展史，以物质进化作为研究文化的背景，则谓大文化观。谱牒文化，以姓氏‘根’为主体，多视角地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种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诚然属于大文化的范畴。而新修的家谱则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统一的反映，体现时代的特性和新的观念。展示热爱祖国、振兴中华、攻读博学、敬业爱岗、无私奉献、尊宗敬祖、尊老敬贤、家庭邻里族亲和谐、俭朴厚道等新风范，以及男女平等入谱等。如近年出现的福建东山《宅山村朱氏志谱》可谓一枝独秀，志谱内容突出记载台胞侨胞探亲，成立朱子学会，“重教兴学”之善举，以及社会公德与家庭道德等。又如由林言椒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家族》系列丛书，其体例别具一格，乃写近现代的三代人（时间跨度约百年），选择典型家族三十个，每个家族写一册（包括李鸿章、张之洞、俞平伯、叶圣陶等）。通过家族三代主要成员的人生道路，包括理想抱负、求学问道、学术思想、艺术成就、政绩战功、子弟教育、境遇命运、悲欢离合、性格组合、喜怒哀乐、婚姻家庭等方面，旨在引人全面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考察近百年社会大变动中的发家与破败，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转换，使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即以家写人，以家透视社会，写出做人的道理，治家的秘决，对人的行为和家族的走向，加以哲理的解析，以鉴往知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

    总之，谱牒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随着时代前进日显新的风采，具有深根传承与多学科性，属于大历史、大文化的范畴，值得挖掘研究与倡导，必须持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文化观与人类观相统一等原则，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充分发挥谱牒文化的文献学术价值，促进寻根联谊，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为振兴中华，推动祖国统一与国家富强昌盛而努力奋斗。

主要参考文献：
1、黄剑创·姓氏揭秘·厦门日报．2002．6．16；
2、杨东汉·琅岐姓氏源流·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1；
3、韩民青·文化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5；
4、郭展礼·台湾的根与台湾移民·见：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等编·海峡两岸台湾移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12；
5、东海·村级志谱·一枝独秀——评东山《宅山村朱氏志谱》·福建史志．2001（4）；
6、林言椒主编·百年家族（编者序言）见：薛玉琴·刘正伟著·马相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

把根留住---端木君


有人说，当得到一种东西时并不觉得它的珍贵，一旦失去就会觉得它异常珍贵。有的东西可以失而复得，有些东西是失不再来的。文化遗产就属此类。

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上不同传统和精神成就的载体和见证，同时也体现了全世界各民族的基本特征，构成了各个地方面貌和特点的基本要素。它凝聚了数千年人类的辛勤劳动和无穷智慧，沉淀了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并作为一种精神动力支撑着人们构筑21世纪美好家园的信心和理念。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许多文化遗产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人口的增加，社会向大型化、现代化、经济化的发展，正侵蚀着历史文化得以生存的环境，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文化街区的村落的历史真实性正在消失。譬如，前一段时间，舟山定海古城的命运牵动了万人心。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说，在鸦片战争期间，定海是仅次于虎门抗英战场的最激烈战场，历经两次大血战，第一次英军投入近30艘军舰，集中定海、象山、镇海海面，首先进攻定海，彻夜攻城，攻破定海东门，冲入城内，知县姚怀祥率兵且战且退至城北山下，最后投池殉国。第二次英军再攻定海，葛云飞、王锡明、郑国鸿率兵四千，英勇抗敌，浴血奋战六昼夜，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这位老人说，定海是英雄的古城，托物寄史，托物寄情，保护这座古城正是从中寄托这段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现在把古城拆掉了，将何以上对为国捐躯的先烈，何以向子孙后代交待？抹掉这段历史的见证，换取来的是一些瓷砖外装修的或玻璃面的所谓旧城改造新貌，这样的所谓新貌能够折射出历史记忆和英雄城镇的灵魂吗？

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长期以来世界各国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不懈努力。欧洲的情形使人感慨颇深，受益匪浅。那一座座建筑透视了历史，那一条条街道折射了文化。徜徉在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罗马街头，犹如阅读汗牛充栋的书籍，欣赏抑扬顿挫的古典音乐。同样，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土地上，也不乏保存如初的老街古村，安徽西递即是一例。

黄山脚下，有一片“桃花源里人家”，这就是西递村。西递村奠基于北宋，发展于明代景泰年间，鼎盛于清代乾隆年间，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座普通的村落，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奇迹般地保存了完好的百户连片的明清时代的古民居。这在全国也属罕见。它“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被专家学者们誉为“中国明清民居文化博物馆”。它不仅可以使人欣赏到中国古代民间建筑的艺术风格，而且更可体现几百年前古徽州经济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乡风民俗，从而生发人们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自豪感。

自古徽州多名士。历史上从西递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很多，除了宋代几个大儒，明代的荆藩首相，清代有亦儒亦商的胡贯三、著名书画收藏家胡积堂。光绪年间康有为“公车上书”的一千名签名者中，安徽有8名举人，其中西递胡氏就有3人。此外西递还出了不少翰林、知府、知县等，至于考上科举的就更多了。

如同众多徽商一样，长期以来，西递人也是“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达到官商一体。他们一旦发迹，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房屋，修祠堂，筑路桥，开学堂，光宗耀祖。历史上西递村最鼎盛的乾隆年间，全村约有六百多座宅院，99条巷子，九十多口井，人口近万，有“三千烟灶九千丁”之说。当时的村庄简直是座大迷宫，进得去出不来。

今天，当我们置身西递，依然可以欣赏全村保存完好的一百二十多幢明清古民居。耸立在村口的那座厚重雄伟的胡文光牌坊，陈设典雅的书香门第“履福堂”，端庄凝重的官邸“大夫第”，玲珑小巧的飞檐彩楼，还有那街巷深处浑厚平展的青石板路，足以反映当年那繁华非凡的村景。

历史学家们说：“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历史文化的衔接点。”哲学家们说：“这儿是研究古徽州历史、文化、经济、艺术乃至封建宗法制度的理想去处。”艺术家们说：“它是建筑师、规划师、园艺师、画家、雕刻家、工艺美术家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

古色古香的西递村无疑给人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不仅因为它的历史内涵，也因为延续至今的保护过程。妥善保护反映中华民族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法治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国际组织，还是各个国家乃至地方，建立一个更加完善、更加丰富、更加具体的法规体系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基本前提。其次，需要建立一个与当地建设相吻合的、切合实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并且严格按照规划进行运作。第三，需要地方的首长和政府机构具有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长远目光和胆识，需要广大公民担负起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且使之成为他们的自觉义务。总之，我们应当记住，留住历史遗存便留住了我们的根。
 
《法制日报》 2000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