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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仪礼本位是指中国社会多以形式代替内容、表象代替实质，追求表面的浮华。中国人“面、命、恩、派”四面一体的文化特性就是仪礼本位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林语堂先生曾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具有15个方面的特点，即稳健、单独、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和耽于声色。他认为，中国人在本性上是属于道家的，而在文化上则属于儒家，上述15个特点正是儒、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抛开林先生的偏颇性不论，他在这里实然是指出了仪礼本位对中华民族性塑造中的重大影响。从大传统而论，仪礼本位发端于孔子的学说。面对“礼崩乐坏”的战乱春秋，孔子深感到“世风之日下”、“人心之不古”，于是愤然强调“克己复礼”，追寻“三代”时期的仪式和伦理，他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此处所讲的“周礼”不但是一种政治原则，一种仪文，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规范。他认为礼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西周以来的等级名分制度，“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他认为，在这种等级名分制度下，同等级的人都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办事，谁也不要“僭越”，才是“天下有道”，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孔子的“礼论”思想在战国时期又得到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和发挥，《荀子·礼论》曾记载“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假如说孔子的礼论还只停留在宗法等级制，那么孟子、荀子等人已将其发挥至祖宗崇拜、土地崇拜和伦理崇拜。儒学讲礼，而道学则讲仪，仪即派。飘逸和洒脱是道家追求的外在形式，而“不可琢磨”则是他的内在需求。因此道家追求仙风道骨、追求道观的气派、追求归隐和鹤发童颜，以神秘来体现派头影响了千千万万国人的心态。儒道结合共同为中国社会自性的形成奠定了原型基础。

    上述两个中国社会的特质是从大传统角度而论的。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大传统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即士林阶层的思想，而小传统则代表了民间社会的习俗和日常生活。以小传统而论，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则显示了中国社会自性的原型特质。

    所谓宗法本位是指周代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在宗的局限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定社会秩序的方法和原则4。周代的上层社会，分为周王室、诸侯、卿、大夫和士等等级，在异姓贵族和平民百姓中也进行着类似的分宗安排，以这种制度把国家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大夫和乡民都网罗其中，严格规定了他们相互间的地位、关系和义务。周人的分封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周天子分封土地予诸侯，建立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另一种是周天子在王畿地区（以镐京和洛邑为中心的周天子直辖统治区）以及诸侯在其封国内向下级贵族封赐土地和人口。同时还制定了一些宗法规则来确保宗法分封制的延续，如规定大宗宗子对族人具有处置权，保持严格的姓氏制度以标志人们的血缘关系，遵循等级有序的宗庙祭祀规范以及严格的婚姻制度、墓葬制度、徭役制度等等。通过这些原则显示了宗法本位的社会寓意，即强调血缘地缘的区分、强调身份的异同等以此来达到威权主义的扎根和延续。中国社会后期发展如身份主义、单位主义、地方主义和家长制以及由祖先崇拜导致的血缘化都是以宗法本位为立论基础的。以此而论，宗法本位是中国社会型态的原点之一。

    所谓土地本位是指中国社会在渊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立足农业而导致的对土地的依赖进而体现出的社会学涵义，表现为地缘性的局限以及由此而扩展的小农意识、僵化和封闭性。以史而论，中国社会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不如古代希腊社会那样一开始就以海上贸易、海上交通为基础，因此中国的社会亦可称为“土地社会”，土地和农业生产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根本所在。为了在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与人的关系。《周易·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人是自然界生成的，那么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理所当然。因此国人的价值取向则主要是“安息于土地”，这是中国社会质朴厚重、绵延世泽、稳定数千年的根本之一。但同时依赖土地又导致了对土地的崇拜，进而迷恋土地而缺乏流动、安于天命而不思进取。这反映在土地制度上就是“井田制”和“授田制”的推行和禁锢5。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决定了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同质性、稳定性和僵化性，长期的稳定又促成了家长制的持续继承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宗法本位其实就是土地本位所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土地本位导致的家庭主义又使中国社会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因为家庭共有的经济、财产、物质利益和发展家业的共同需要及家庭成员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共同厉害关系导致了以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共同意识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国人重血缘、地缘、业缘联系，重“回归故里”，重关系构建和门派区分等应该都是土地本位的附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