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肩之墙”的子贡 ——读《论语》、《史记》中的子贡
孔子在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喜欢子贡（端木赐）的，子贡年纪较小，入门也较晚，然而就是他，在许多场合为孔子赢得了身前身后的荣耀。孔子曾用极为赞赏的口吻评价子贡：“汝，器也。”“瑚琏也。”瑚琏者，端然于宗庙之上的祭器也，雍容高贵、清澈精洁，自非寻常人可以当之。虽然这一评价，和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不器”的颜回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子贡在孔子的眼里，早已非同一般了。
子贡在《论语》里，显山露水的机会远远多于孔子的其他弟子，在学识方面，他可能是作为颜回的一种陪衬，一种烘托，但他的形象也绝不会因为有了颜回而暗淡。孔子曾给子路、子贡、颜回出了一个主观题：“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的回答是“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以为“知者知人，仁者爱人”，颜回的答案是“知者自知，仁者自爱”。虽然孔子最后给颜回判了个“明君子”的最高分，可子贡的“知者知人，仁者爱人”，这一“士君子”的理解即使现在拿出来，它的光辉依旧照人，不可磨灭。
子贡曾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这一问题向孔子求教，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便立即联想到《诗经》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使得孔子连连点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孔门弟子中能够就《诗经》与孔子对话的人，实在寥寥。
更为重要的是，子贡的学习，不仅仅读进了书里，他还游刃有余地从书中走了出来。他不像颜回固守着读书人的一种人生姿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结果因贫困而英年早逝，留下了人生的许多遗憾。而子贡更多的是将自己的学识圆融在生活的多方面的体验里。
子贡无意从政，可他却有着惊人的政治才能。那一次，田常“移其兵，欲以伐鲁”，子贡受命于鲁国危难之际，游说于数国宫廷之内，谈笑间就让那些春秋的王们、侯们、将们一个个心甘情愿地钻进他预设的陷阱，诸侯版图也就随之而改变了模样。《史记》中记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虽然司马迁此说可能有夸大之嫌，春秋五国格局的变更，还应有着诸多深层次的背景，然而子贡斡旋在数国之间，留下的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的宏论，实实在在体现出了一个成熟外交家的非凡气质。
子贡最热衷的，是经商，“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用现在的话就是说，子贡喜欢在东西便宜的时候买来贮存，等到这东西升值了就再把它卖出去，从中赚钱。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绝不容易，要是什么时候看走了眼，说不定也就赔了个精光。可子贡眼神好使，行情看得准，他利用与孔子在各国辗转之际，买进卖出，很快就家累千金。弄得孔子也不知是批评他好还是表扬他好，“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子贡不守本分去经商，推测市场行情却让他屡屡猜中。后来子贡更是显达，“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子贡受到了各国君王如此的礼遇，也就有了机会到处传扬孔子之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司马迁的这一评说实在耐人寻味。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是子贡凭借着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经济实力，支撑起孔子那“道”的一片蓝天。经济是基础，这样一个极富哲学意味的命题，两千多年前就由子贡的生活实践所验证了。可惜的是孔子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子贡也忽略了对自己这一生活最为真切体验的总结。
子贡太敬重孔子了，他过于注重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乃至有的时候迷失了自己。子贡曾说过一句话：“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不想别人强加于自己什么，这完全是一种可贵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也不想强加于别人什么，这又是出于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这该是人生的一种极高境界，可孔子的一句点评：“赐也，非尔所及也。”便使他在实践这一人生格言时，打了太多的折扣。
孔子死后，一时曾有“子贡贤于仲尼”的传言散播了开来，就是同门学弟陈子禽似乎也滋生出这样的疑惑。为了维护孔子的尊严，子贡不惜贬低自己，说自己只是及肩之墙，深浅厚薄，一窥而尽；而孔子乃是数仞之墙，普通人要叩及门都难，哪里知道里面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而当叔孙武叔有意诋毁孔子时，子贡更是义正词严地给予迎头痛击：“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贡还不时在形形色色的场合，坦坦荡荡地披露心迹：“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其心之诚，皇天厚土共鉴。
无疑，孔子的死，最为痛心的是子贡，“众弟子守孝三年而去，独子贡留，又庐墓三年”。这绝非是子贡有意识地标榜自己，用现代的新词儿，就是“作秀”。子贡根本无意用孔子的名望来提升自己，他只是觉得唯有如此，才能表达自己对师长绵长不断的哀思。(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陶晓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