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論
世界是自在自為，自是自有的存在，而人做為高等靈智生物，自也有他對世界的追尋與詮釋，此種追尋與詮釋當然有其價值，但是究極來說，此種對世界真實相的追尋與詮釋，基本上也只是一種心智建構，並不足以代替世界自在自為的存在。因此，某人對世界的詮釋，只能是他自我世界觀的一種投射一種表現，導演是他的世界觀，而其論述所使用的論點論據，都不過只是受導演〔世界觀〕指揮的演員，而他的世界觀，也就是通過他的經驗、信仰、想像、心態、利益………..所綜合創造出來的思維、價值、意義是非的總體框架。世界通過他的眼目，通過他的心靈，通過他的世界觀，也就有了他的理解與判斷，有了他的論述與詮釋，也就有了他安身立命的總體世界圖像，於是他憑藉此世界圖像，導引他一切日常言行與反應，呈現出個人特定的風采與見識。
以上的詮釋如果轉成儒學式的論述，我們也可以說成體用問題，心性問題。
天道天德下貫而成就人心人性的問題，這在個人來說就是他的天生稟賦。而他後天的學習與各種經驗的詮釋與積累，就依賴此稟賦之特性而發展，終而形成其思維、價值與意義的總體框架。如果他在每一天每一個事態上的思考與作為是用，那他思維的總體框架就是體。如果他當下思維的總體框架是用，那麼他的天生稟賦與學思歷程就是體。體是指普遍性，本體性，根源性的存有，用是指具體性，現實性，現象性的存有。在人生過程中，他要學習要成長，要處理他現實人生的種種問題，但無論他如何向別人學習，他都不會喪失其個體性，無論他如何面對其現實情境，他都無法否定他的稟賦，他早年的學思歷程會深刻影響他對當下現實之處理。也許他當下很背時很不得意，回過頭來追貶其稟賦與學思歷程，但是這些已經發生的東西，實在不是當下的空想所能改變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對現實，積極奮鬥，通過努力來改變境遇，而不是怨天尤人的追貶過去。
我想以上這一例對個人的詮釋模式，也可以類似的轉用到儒家身上〔即中華文化〕，當西方憑藉工業革命後的新武力侵略中國時，中國吃盡苦頭，非常背時。於是就有全面否定中華文化，全盤西化的論述提出，這些論述就以科學民主，啟蒙理性為標籤，認為中華文化的全盤改變，不但是可欲的也是完全可能的，而改變的策略與手段就是以西方所謂的“理性”來改變中國的“非理性”， “啟蒙”來改變中國的“封建性”。通過這樣的改變，中國也就現代化，也就富強自由了！這樣的總體模型其實只是某些人自我的信仰，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而已，但是他們卻堅持這是救國強國的唯一處方，不允許反省與質疑，並且四出攻擊不同意此一模型的人。這種全面否定中華文化的全盤西化模型，最後集結於馬克斯主義之下，而在中國掀起翻天覆地的全面革命，悲慘的故事與愚昧的做為層出不窮，好不容易迎來鄧小平實事求是的改革，社會步入穩定與正常。然而此全盤西化的模型並沒有得到有力的批判與解構，在改革開放之後，全盤西化模型又變化臉面重新出場，此翻的全盤西化模型，其信仰從馬克斯思想改成自由主義，其單相思從蘇聯模式改成美國模式，美國成了他們最愛最美的烏托邦天國。於是一切人間的是非與價值，都必須通過此總體模型而扭曲，美國違反國際法準則的攻擊並佔領伊拉克，卻成了最正義，最正當的事，是為了全體人類的自由與人道而戰。又如青少年兒童讀經運動，中國人向其歷史文化回歸，向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進行探索，在全盤西化者的眼中，卻成了走向蒙昧，走向墮落與無知……..。真的，總體思維模型固然成就人的思考與世界，但是也嚴重遮蔽人的視野與認識，使人成了思維模型之奴，還振振有詞的說什麼“自由的精神，獨立的思考”！難道“自由”與“獨立”就只是一套咒語，只要任何人在嘴巴上唸上一遍，他也就自由與獨立了，也就與神同在了！
此外，還有一種心態立場不是這麼樣全盤西化的，但也是西化掛帥的一種思維模式，就是不全面否定中華文化的價值與意義，但認為中華文化的那些價值與意義，已經是過去式了，面對新的時代，新的社會中華文化必須“現代化”。粗看來也似乎言之成理，但略一深思，此種思路真類似於前述那個背時的人，為了當下背時的原因，要追貶其稟賦，要以當下現實的某種需要改變其稟賦，他想得很認真很苦，但也只不過是一種逃避現實的空想罷了，無補實際徒然自貶，徒然自我否定與自我矮化而已！言之可慨也！
〔二〕何謂〔現代性〕？
[現代性]一詞是人的創造物，人創造符碼自有其意圖、作用與指涉，但是不同的人使用同一符碼，經常表現出不同的意圖與指涉，不同的想像與意函，因此若不能先在意圖與指涉上有所釐定，則討論往往變成雞鴨對話，南轅北轍。我在此處實無能力對[現代性]一詞，做全面的意函釐定，只能隨緣方便的就所知做一個粗略的綜合：
華勒斯坦在《自由主義之後》〈彭淮棟譯台灣聯經出版〉一書中將 [現代性]做出兩方面的詮釋，其一是科技的現代性，指牛頓以後所建立起來，運用石化能源所形成的現代科技。其二，意指反中古，反對中世紀的心智狹隘，教條獨斷，權威主義。[現代性] 指的是政教分離，解放黑奴，自由對邪惡無知的勝利，人對特權者的勝利，民主實現的現代性，解放的現代性。
金耀基先生在《從傳統到現代》一書中引用若干資料後，對[現代性] 做了一個詮釋，認為“現代化”即是“世界化”，現代性的特質為：１．工業化。２．都市化。３．普遍參與〔廣大的溝通網、大眾傳媒、大眾的政治參與〕４．世俗化〔實證的、理性的、世俗的〕。５．高度的結構分殊性〔專業化、高度分工〕６．高度成就取向〔契約取向〕。他認為「沒有一個民族或國家能完全抗拒“現代化”的誘惑，在古老社會的人們心坎裡，已激起一種“滿懷希望的革命”，這一種心理上的革命使人們對“現代”產生一種崇拜與濡慕，，它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整個人類社會基本的文化取向及價值系統。」
此外，金氏在其書中還引述其他論述，認為“現代性”含有濃厚價值判斷，斷言現代一定比傳統好，採取歷史直線進化理論觀，而且以西方社會為“現代”之範型，越西方的就越現代，以西方之英美模式為唯一合理唯一可欲的，英美模式且為任何社會發展的“一個自然地最後階段”。〔此類論述實為西方中心主義的另一種語言形式。〕
王曉波先生在《西潮的回應》一書中認為〔現代化〕就是西化，就是殖民地化，其中有認同的意義在內，對第三世界而言是新殖民主義的另一商標，他們接受西方某些技術與投資，為西方提供初級產品、勞務與市場，在表象下的實況就是西方多國公司的壟斷與獨佔。
南方朔先生在《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一書中認為：「被殖民、被壓迫國家以西化為母模的現代化運動，….沖毀了弱小民族固有文化傳承和痛苦民族經驗的堤防，現代化運動也將弱小民族的文化，由殊異性價值扭轉到世界主義一致性的價值層圍。」在以資本帝國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體制下，”現代”已被偶像化為一種價值，但是此種”價值”卻缺乏公道與正義，反而面臨嚴重的疏離與墮落。勞動被物化商品化，工人與雇主分離，”人鍵”被”商品鍵”取代，人際走向買賣關係，人與人的連繫只不過是私利而已，人的價值系屬於其商品價值，商品之生產非基於需要，商品極度無意義的分化，更加重社會的疏離。
綜合上引資料我認為：”現代性”並不是指時間上的當代，而指向西方，特別是指英美這兩個先後的世界霸主，以他們的工業與現代科技，建設出強大軍力，對世界弱小民族進行侵略與殖民，同時將他們上帝的、西方中心的、理性實證主義的、自由民主觀、直線進步觀、私有企業資本主義以及科技至上、物質中心觀[資源的無限開發，成長的無限可能]，當成普世價值向世界全面傳佈。在軍事上，透過各類聯盟，各種武力的使用或威嚇，建立起合乎其霸權利益的世界秩序格局。在經濟上，透過各種世界金融與商貿機構[集團]，主控世界貿易規則與網路，使原殖民地弱小國家，擔任世界勞工的角色，提供原物料、勞力與市場，進而以貿易差額不斷向核心國家輸送剩餘價值。在文化上，主控世界傳媒、教育、出版、智慧產權，既掌握知識經濟的核心位置，又對弱小民族的知識精英，進行知識規訓、滲透與洗腦，使他們深信西方價值，特別是霸主的價值觀是唯一合理而至善的，從而樂於順從與配合霸主在世界政經領域的秩序安排。在政治上，不問條件的否定自我民族之特殊真實相，而以霸主所描繪的政治體制、政治理念為唯一合法正當，以霸主之政治理念自我要求，自我否定，以喪失自我主體為條件，追尋霸主所建構的政治圖像。
以上就是我理解的 “現代性” ，它是以西方侵略殖民為背景，而以模仿西方，特別是美國體制為遠景。以物質之大量生產消費，政治之選舉，思想之理性實證主義為當前努力以赴的目標。這一種現代主義者因為心態上已經認同美式世界體系，所以毫無批判的就接受美式的“現代化”論述，他們相信只要努力奉行這一種“現代性”圖像，那麼他們所渴望的科技生產力，所渴望的民主自由尊嚴，都會自然而然的到來。可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個地球根本無法承載另一個美國，美式生活是通過軍經力量向世界弱小民族剝削，是通過大量的物質供應與浪費而成就的，沒有美國的條件，單單妄想通過一國的單方努力，就可以走美國道路以追趕美國，恐怕只是非常不實際的空想吧！至於大拜拜的美式民主，通過一連串程序安排，通過各財團勢力，通過大量金錢，通過傳媒的掌控以產生總統，一般選民的所謂一票，實在形同強迫背書〔只是形式〕，根本不能在總統的選舉與政府的更換上，產生任何有意義的影響。可是第三世界知識精英，卻任意而煽情的將自己烏托邦式的無邊夢想，統統灌入這小小的 “民主”兩個字中，然後一往情深，聲嘶力竭的呼喚“民主”。所以第三世界各國拼命追求“現代化”也已幾十年了， 但失敗的比比皆是，許多精英總怪官員貪污腐敗，卻從不思考這種“現代化”之路有多少可行性？
當然依據天人合一的觀點看，存在自也會有其合理性，這個西方 [現代性] 之圖像也是有其現實依據與價值追求的，只是其合理性並不應該是固定的，普遍而理所當然的，而應該要看各國的實際條件，實際需要，以自身條件為主的合理參考與運用，才能呈現其有益的價值。如果只將 [現代性] 視為普世而固定的真理，盲目套用與照搬，那也就意味著否定自我的特殊實存與主體性，從而落入西方中心意識的宰制之中，盲目的為他人做嫁衣裳，從而走向自我否定與甘受宰制的地位。
〔三〕儒學與時代性的變與常
在西方殖民帝國全球擴張的過程中，中國雖然沒有被滅亡成西方的殖民地，但也備受欺凌壓迫淪落到似殖民地的境界，在此過程中，中國興起〔自強運動〕及其他許多救亡圖存的奮鬥，經過一百多年可歌可泣的血淚拼搏，直到中共建政，甚至直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中國才算真正的克服了危亡的威脅。在此救亡圖存的奮鬥中，當然會檢討中國為什麼會從亞洲強國淪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而首當其沖必須承擔中國衰敗責任的就是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因此五四運動就全面否定中國文化，大呼〔線裝書丟茅坑裡〕、〔打倒孔家店〕、〔廢除漢字改成拼音文字〕、〔非孝非忠〕、〔吃人禮教〕……。雖然有 [論衡派] 文化守護的努力，但是全面否定中國文化仍是這段歷史的主流意識，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通過改革開放，通過海外中華文化的對比與對話，中華文化儒家的亡靈，又逐漸回魂活起來了。魂是回來了，但是文化的猶疑徬徨並沒有過去，雖然鄧小平有 [摸著石頭過河] 的指示，但是如此大國的大政方針何去何從，究竟不能以”摸石頭”來了事，擺在中國人面前的是：中國應該如何建設自己？中國應該在世界上扮演何種角色？在中國建設自己並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中國文化與思想是一種負債還是資源？如果是資源，那是何種意義下的資源？
因此「儒家如何開出現代性的問題」，「儒家與現代性究竟是何關係」？這類問題也就在此背景裡提了出來。
討論問題首先涉及本末先後的問題，也就是用什麼心態，用什麼框架與邏輯進行判斷與思考的問題。我想必須先釐定基本思維範疇，也就是一個 “變與常” 的問題。變的問題是 [時變世亦變，世變理亦變]；常的問題是 [天不變，道亦不變] ，也就是董仲舒所說的：“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就 [時變世亦變，世變理亦變] 而言，世界當然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人的思想，人的生命，人的社會，地球萬物沒有什麼是凝固不變的。但是此變化究竟不是全然的變化，斷裂的變化，如果變化是全然而斷裂的，世界將成為不可能，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理解。因此變化固然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之中，但是常存的、持續的東西也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作用，這樣我們就有了世界，有了各種生物，有了人，有了文化創造與文明積累。
變所涉及的總是具體存在物，具體的人，具體的物，具體的社會與萬物。而常是相對穩定的，所涉及的是ＤＮＡ，是訊息，是模式，是能量形式，是某種結構。這變與常若換個方式來說，也可以說成一與多，普遍與特殊的關係。一個人往下游分殊，可以分成無限雜多，直到細胞，原子，往上游整合，也可以不斷形成同一，直到宇宙整體。所以“人”就普遍性的立場看，可以說是某種物質結構，一種生命體。若就特殊性的立場看，他是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身體、心靈、思想、感情……….。所以任何一個人既是特殊的存有，也是普遍的存有，如果不能特殊，他就不成其為“一個”，如果不能普遍，他就不成其為“人”，只要是“人”，就必然生活於此宇宙，此地球，就具備“人”之所以為人的身體心靈特性。當然依據進化論與考古學的判斷，現代人畢竟與數十萬年前之原始人有差異，但是此差異仍不能否定物理之常，生命之常，甚至人性之常。或者我們可以這樣比喻，“常”是一條大河的源頭水，不斷往下游流漟，而每一時代的“變”，就是這條大河在每一階段的樣貌，中下游的河當然不同於源頭，但是中下游的河水也永遠有源頭水在其中。
中華文化的儒學在此文明積累 [常與變] 的辯證過程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什麼樣的東西呢？我想儒學究竟有多長的時間，實在是無法斷定的，依一般通說也就幾千年吧！如果斷自孔子開始，那也就二千五百多年，一種思想一種心靈模式，任你人事代謝，國家興亡，可以度越二千年而仍存，可以歷百代而不滅，那麼顯然它不是一時風潮，顯然有它不受時代與地域限制，有它“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常道在。這種常道也就立基於人性的穩定，立基於人的心靈與身體需求的穩定性上，只要不能否定人的這一種穩定性，那麼做為中國人文化ＤＮＡ的儒學，就不是任何現代主義者可以否定的。如果本位主義的以為，依據當代數十年的表面情況，就可以否定儒學之常道，就可以自設法庭，要求二千年之儒學，向現代法庭證明其正當性，那無疑是荒唐的，違背實証精神的。
因此關於「儒家如何開出現代性的問題」，我想這就好比是問一條河流的源頭水：“如何開出下游廣闊水面？”，這樣的問題本身就可能是自己腦筋短路的結果，河之所以能成就“下游廣闊水面”，那是一路流來，眾水匯聚的結果。中國社會，中國思想之所以表現當代風采，當然是歷代中國人創造積累與流變的結果，捨棄百代創造的歷程，單單問古代人對現代的責任，這種心態難道是合乎理性的？再說如果“現代性”的意義是本文所定位的“西方中心意識”，那麼，要求“中國的”，“古代的”儒學，為當代某些中國人腦筋裡所設想的“現代性”負責，難道不會是一種顛倒與錯亂？西方社會走到當代呈現出他們“當代”的面貌，當然有他們的變與常在，有他們歷史文化的依據，有他們百代的創造與積累在，豈可以捨百代只論當代？豈可以捨棄中國歷史文化的變與常，而抽像掛空的談什麼“現代性”？當然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有其類同性，但是若依此物的類同性，就來否定文化心靈歷史的殊異性，實在也是不通之論！人類社會雖然必須以物質為存在的基礎，但是捨棄心靈思想文化，社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僅僅以物的觀點，全面論斷一個社會的是非與價值，那只能是一種拜物教的論述，實在缺乏參考價值。
對此文化的變與常，龐樸先生在其《論傳統與反傳統》一書中〔台北，聯經〕，也有深刻的說明，他說：「文化都是相對的，也都有其絕對性…..，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條件下進行生存的表現，是這些人群的人類本質之對象化。唯其特定所以相對，唯其表現生存與本質，所以具有絕對性。」；「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發生和存在的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因此有時代性民族性。」；「變動不居的時代性內容中，寓有不變的永恆性成份，因此文化才可以積累，後一時勝前一時。各異的民族性內容中，寓有普遍的人類性成份，因此文化才可以傳播。」
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是中國文化及當代中國人，面對當前特殊時代情勢，所做出的特有的創造與回應，是在中國具體歷史條件、社會政治條件、經濟技術條件下，面對自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有針對性的選擇與創造。在其選擇與創造過程中，西方的經驗與心得，思想與學理，自也可以有所取用，但所有的取用，都必須以中國之實際需要為依據，都必須不失中國歷史文化，中國社會經濟之主體性，絕不可以反過來以西方〔現代性〕為主體，以若干親西方媚西方者的所謂〔現代性〕為主軸，反過來要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經濟，依西方邏輯而取捨，依西方觀點而舞動，這一種模式就是文化的被殖民，就是買辦思想的張揚，其結果不但無助中國的自立自尊，反而會毀傷中國內在的建設力量，更拖累中國不能迅速的強大與健康。
〔四〕現代儒學之路在否棄西方中心意識之宰制
再說古人有思想行動能力，現代人也有其思想行動能力，要選擇怎樣的思想與行動，現代人也盡有其權力與自由，怎可以將現代人思想行動的責任推到古人身上呢？說中國要現代化就必須儒學先現代化，現代人如果還有儒學的話，那也是現代人理解與詮釋的儒學，這種現代人的儒學不算現代儒學，那算什麼呢？像「儒家如何開出現代性的問題」這樣的提問，正是西方中心意識者的標準思維模式之一，在這個看似先進的提問中，隱藏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宰制關係，也就是以西方的所謂〔現代性〕，作為理所當然的思維前提，作為理所當然的優位價值〔價值主體〕，而將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文化，置於劣位，置於必須學習與改變的，不具主體性的依賴變項與依賴價值。在此先驗的，內化了的思維與價值宰制關係中，思維的重點不是我們應該如何保存我們的文化與心靈價值，不是思考我們的文化中有那些價值資源可以繼承與再創造的，而只是說儒學不具〔現代性〕，任何不具〔現代性〕的事物，在人類文明高峰的現代都代表落後，都只是些落伍的價值，如果還想在現代生存下去，就必須學習改變，而改變的唯一道路就是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現代性〕。在這種思維傾向下，因為輕忽與先驗論斷，看不到西方模式的不義與缺失，看不到西方模式對大自然的掠奪與毀壞，看不到他們對弱小民族的掠奪與壓迫。這種思維傾向所造成的意識遮蔽，同樣使他們看不到自己文化的優點與價值，看不到自己的條件與特質，以為理所當然的必須用西方的藥方治自己的毛病，以為西方的藥方具有普世性，〔普世〕一詞也就意味價值上的優位性，而中國即使有其特殊性，在西方〔普世〕的優位前提下，中國的特殊仍然必須服從西方的〔現代普世〕。這樣的思維與心態傾向，再次展示出全盤西化論的同一思維理路，再次表達著毫無保留，毫無主體的仰拜西方，仰拜他們通過主觀想像與建構的西方烏托邦，此種〔現代化〕烏托邦，固然以西方社會為模型，但烏托邦想像畢竟只是心靈上主觀好惡的投射，此種〔現代化〕烏托邦除了在某些人心中之外，現實世界是找不到的，也是不存在的。
固然有人說過「所有歷史都是現代史」，但是此種論調妄圖以現代的觀點吞滅所有其他觀點，也吞滅古人的觀點，妄圖樹立時間上的“現代”，就是價值上的“現代”〔代表著最新最好〕，其實這只是現代人的一種狂妄而已！歷史文化是積累創造的，古人雖然不在了，但是其文化創造還有相當部份凝結在文物書本上，凝結在現代人的心靈與思維中。現代不是斷裂孤絕的現代，現代仍然是來自前現代，來自古代，古人的心力與業績，已經匯入歷史與文化長河，此長河固然可以呈現某種“現行性”，卻不是“現代性”一詞可以包括的。而價值的高低其實不在時間的現代與否，而要看你的意圖與標準如何而定。所謂的〔現代性〕既未必是最高的價值，更不是人類社會唯一可取的價值。即使在現代不接受〔現代性〕，不追求〔現代性〕的人也所在多有，〔現代性〕並無權要求一切價值隱退靠邊，〔現代性〕更不足以單獨解決人的問題。人與人自己，人與他人，人與天地萬物的倫理關係，就是人類社會的永恆主題，既是每個時代，每個人所必須面臨的核心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常道的核心價值所在，吾人縱論人類歷史文化，豈可以一味採取本位主義拜物主義的立場，只看到現代無視於古代，只看到以物為基調的價值無視於以人以心靈為基調的價值呢？
說到底「儒家如何開出現代性」這一種論述，其實際意圖不過是，將西方中心主義之〔現代化〕意識形態，推高為普世價值，永恆價值，用以宰制及奴役其他社會及文化的價值，在中國就是把具有永恆常道的儒學，貶抑為封建落後，要儒學向〔現代化〕法庭交心，要儒學自我改造向〔現代化〕權威證明它自己。既然儒學是中華文化之核心，貶抑儒學也就貶抑了中華文化，貶抑了中國在人類價值創造上的地位，讓中國向西方皈依並接受西方之改造，將東方巨龍栓到西方的褲腰帶上，聽從並接受西方對世界的論述與建構，心甘情願接受西方設定的世界格局，並心甘情願的接受西方派定的角色與位階，這樣中國就永遠成了西方的幫凶與奴僕，在西方〔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下誠惶誠恐，匍匐前行，這麼一來，西方在〔文明衝突〕的思想戰線上，也就功德圓滿，大功告成矣！
〔五〕結論：以儒家“禮樂文化”重建中華
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向往者因為一心嚮往〔現代化〕，所以也根本不思考〔現代性〕的負面後果，西方〔現代性〕意識形態，通過現代媒體與市場拜物教的張揚縱橫，現代化造成許多原有價值的失落，造就一群只追求金錢與物欲享受的人，只認錢不認人，只認物不認心靈與思想的人，這樣的人無所謂公共利益，無所謂社會正義，也無所謂歷史文化，有奶就是娘，現在有奶現在是娘，明天沒奶明天就不是娘，社會唯利是圖，急功近利，後果是極為嚴重的！西方亞里斯多德所謂「人是社會動物」，雖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如中國所定位的「人是追尋價值的動物」來得深刻。儒學〔人性本善〕的判斷，就是說人必定要追求價值，追求“善”的價值，追求“好”的價值，這是生命本體的要求。但是何謂‘善’何謂‘好’？卻有待人類在天地間探索，這探索有賴於一代代人的生活經驗，一代代人的思考，一代代人的創造與積累，這就是儒家‘禮樂文化’的價值創造與意義追尋。在此儒學世界中，他們追尋並詮釋什麼是價值？什麼有價值？何種價值具有優先性？他們追尋著人與天地，與親人朋友，與他人，與他自己的倫理關係與價值定位，並在此價值基礎上安立社會國家，安立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實證論的立場看，世界是以物質為基礎的客觀存在，要改變世界必須爭奪並借助外界的物質力量。在儒學立場看，世界是真實存在的也是人心靈智慧創造的，要改變世界固然需要借助外界的物質力量，但是如何驅動如何定位世界，卻依賴人的心靈抉擇，心靈的信仰與價值皈依。
價值的論述與追求在實證主義者看來，也許只是無用的清談，但是其影響於社會國家者實既深且巨。就以現在的台灣來說，明明日本佔領與殖民台灣，對台灣人民進行無恥的壓迫與剝削，但是台獨人士卻將之解釋成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做為日本殖民地是台灣之“大幸”。明明日本將台灣人視為次國民，台灣人無論就血緣、歷史與文化而言都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但台獨人士卻說自己不是中國人，而將日本美化為親愛的祖國，所有的修改教科書，否定台灣歸還中國的有效性……..種種日本極右言論，公然通過台灣官方之口而說出，這樣的喪心病狂，荒腔走板，完全無法用實證的觀點加以解釋，根本原因就是價值錯亂，就是中華文化的沉淪，就是儒學之價值定位在五四以降，經歷數十年的打擊破壞，已經失去團結中國價值共識的能力，從而使得日本價值，美國價值有機可乘，對台灣進行價值滲透與價值扭曲，通過價值掌握人心，進而謀求日本美國各自的經濟軍事政治利益。
此時兩岸的中國人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就是中華民族的團結與重建，而其核心就是中華文化的重建問題，如何依據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在當前全球化的世界條件下，在中國自身的政治經濟社會需要上，進行價值創造、思想更新與體制重建，要有利的適當的配置中國的各種有形無形的資源，要積極的合理的調動中國人的創造潛力，進而在資源枯竭，生態惡化，戰亂頻仍的世界上，推出中國的創造成果與價值模式，在西方道路之外，也推出中國的發展道路，這不僅能對世界人類的發展，提出更多選擇與貢獻，也對兩岸的和平統一，價值重建，思想回歸，創造出堅實有力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中國人所夢想的重回三代，再造漢唐，也應該可以極有希望的向前開展吧！而這一切，完全是模仿〔西方現代性〕的道路，所不可能企及，不可能夢想的！該如何前進，如何奮鬥？有志氣的兩岸中國人，應該會知所選擇吧！
孔子2555年12月6日 [04] 皮介行 寫於台北
◎附註：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當然應該在新時代新情勢下，得到更新與再造。此更新再造也是需要學習與吸納其他文化的資源，本文所反對的是在西方中心意識籠罩下，以喪失主體為代價，不辨認需要與否，不辨認適不適合，盲目亂套〔西方現代化〕模式，從而削足適履，嚴重傷害中國人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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