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文化

       祠堂，又称祠庙、祠室、家庙、宗祠，是宗族成员祭祀祖先的场所，祠的本义正是对祖先的一种祭祀的名称。祠堂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演变联系密切。
      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在祭祀礼制上的体现尤为典型。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 庶人祭于寝。”在祖先祭祀上，不同等级的人，在祭祀的对象、地点等方面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庶人的老百姓是不能设庙的，不允许有作为独立祭祀祖先场所的祠堂只能在寝堂里祭祖。
       民间的祠堂从西汉时期才开始出现。汉代的祠堂因多为石质，又称石室。汉惠帝时，为汉高祖 在陵墓区设立原庙，以便举行祭奠，结果引起官民的模仿，许多官员与豪民也开始在墓地建造祠堂。汉代的祠堂是建筑在墓前的祭祀场所，古代墓上建筑称“堂”，而祭祀祖先的春祭称“祠”，这种祠堂称为墓祠，与后世的祠堂并不一样。墓祠是为特定的个人建造的，子孙祭扫也只是对特定个人的 礼敬。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为魏公，便以“魏公”的身份，比拟诸侯礼而建五庙，此举开创了魏晋以后官员按照官品等级建宗庙的先河。祠堂后来受到了非议，认为祠堂的建造违反了庶人在寝堂祭祖的规定。
       晋朝朝廷正式下令禁止祠堂的建造。除了少数有资格建庙的王公贵族，普通人家只能重新回到寝堂祭祖。
       北齐的河清令规定：一、二品官可拟诸侯例建庙，三、四、五品可拟卿大夫例建庙，六、七品可拟士例建庙，而八、九品官与庶人则只能在寝堂祭祖。
       隋唐时期，全国士族被集中迁居洛阳，长安。按礼制五品以上可以建庙，称私庙。而六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只能“祭祖祢于寝”。往往官员在外地当官，大量私庙集中建在长安，甚至建在皇城附近，引起唐武宗的不满，因此在会昌年间曾三次下令禁止在长安城建立私庙。经过黄巢及五代时期的战乱，唐代的宗庙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宋朝政府多次试图恢复宗庙制度，但社会反应冷淡。这时的宗庙制度虽有祭祖功能，但不是起主导作用。
       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传统的祭祀制度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与宋代家谱以尊祖敬宗收族为主要目标相适应，理学家们也希望祭祖能承担同样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纷纷提出改变原来等级森严的祭法。著名理学家程颐认为，不准官民祭祀五代祖先是不合宗法和情理的，不利于孝道伦常的实行，应该允许平民祭高祖、曾祖。根据当时的朝廷定制，程颐的宗族是不能祭五世祖的，程颐却不管不顾，私自祭祀五世祖。宋代当时民间也有祭始祖的现象，按照礼制的规定，祭祀始祖是天子的特权，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祭祀。对于民间出现的祭始祖现象，出自二程学派的南宋朱熹则提出可以顺从民俗，不能算僭越违礼。当时，一般家庭大多在正厅置祖先牌位祭祖，而士大夫与富裕人家则在悬挂有祖先图像的影堂祭祀祖先。这种影堂也被称为家祠堂。到南宋末年，个别地方出现一种新型的宗族祠堂，称为族祠。族祠成为族人祭祖的场所。
       明朝初期，朝廷公布了新的家庙制度，但民间建置祠堂及追祭远祖的违例事例却层出不穷。嘉靖十五年 (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建议允许天下士民祭祀四世祖，同时允许官民在冬至日祭祀始祖。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这种诏令将天子独享的祭祀始祖的特权推恩至天下百姓的做法，在祭祀制度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南方民间已经盛行300多年了。时至今日南方宗祠文化依然深厚。
       清代有品级官员祭祀祖先的制度。清制，凡有品官员准立家庙，一至三品官为五楹，中三间为堂子，两庑，东藏衣，西藏祭器；四至七品官为三楹，中为堂子，左右夹室，有庑；八、九品官为三楹，无庑。祭品之数， 一至三品官为羊一、猪一，每案俎、铏、豋各二， 笾、豆各六。按品级递减。每年四季仲月吉日行祀，读祝、赞礼及执爵皆子弟为之。祭期前三日致斋。祀日五鼓，主人朝服入庙，三上香，进奠爵，行一跪三拜礼。三献，读祝、送神。视燎毕， 上香行礼， 撤祭器。又定，三品以上官每季行祭；四至七品官春秋二次行祭；八、九品官每年春行祭一次。令节亦荐新。届期致斋，行礼、上香，酌酒、荐熟、读祭文。